无法忘却的怀念——纪念李志坚书记逝世三周年
---纪念李志坚书记逝世三周年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原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原秘书长 刘元福
3月29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年365天中的一天！但它又是一个最不普通且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2016年的3月29日，敬爱的李志坚书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年来，李书记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时时浮现在眼前，仿佛他根本就没离开我们。以至几次开车路过地坛东门，驻车观望良久，蓦然醒悟才意识到，书记已在另一个世界啦！三年了，我手机中书记的家中电话和手机号码一直保存着，总想有一天能再听到他那亲切幽默的话语！
在又一个3.29到来之际，以书记喜欢的“段子”形式，记述一下与书记十五年交往的点点滴滴，以示那份永难忘却的怀念！
科学定位
2000年4月16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袁伟民同志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同志调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4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处以上干部大会，中组部领导同志宣布了这一任命！4月20日，在志坚书记主持的新班子第一次党组会上，我被任命为总局办公厅主任。从此开始了服务两位正部级主官（行政主要领导和党组主要领导分设，在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近70年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领导下的领导班子(人员最多时11人)，联系上下、沟通四方的八年办公厅主任生涯。
出生于1939年7月的袁伟民是新中国体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体育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带领女排姑娘们创造了激励我国几代人的“中国女排精神”并被美国选入《世界排球名人堂》；1984年他从教练员直接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一干就是16年。他连任过从十二届到十六届的五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中委和中委；他参加了从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始的全部全运会，和从1984年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奥委会合法权益后直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全部奥运会，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不二人选！
出生于1940年8月的李志坚曾任过《北京日报》副总编、北京市大兴县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在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期间，曾陪伴过李锡铭、陈希同、尉健行、贾庆霖、刘淇五任市委书记。他是名符其实的党建专家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
袁、李的组合，使人想起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等成语。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就叫：绝配！(在该年五月举行的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换届大会上，袁伟民被选为中国奥委会主席；经袁提议，李志坚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又创造了个“空前绝后”[两个主席由两人担任])
到办公厅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局长、书记办公室听取指示，领受工作任务。在伟民局长办公室，伟民局长交待完工作和在办公厅工作的注意事项后说：志坚同志刚来，一切都要熟悉，这段时间你多陪陪他，京内京外的调研你安排好、陪同好。另外，他也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你到装备中心找点运动服、运动鞋给他。
有伟民局长的明确指示，我在那段时间里，除安排好办公厅的日常工作外，主要精力放在安排志坚书记的调研和熟悉总局情况上。大概十几天跑了机关一些司局和几个京内直属单位后，有一天志坚书记突然问我：“元福，你怎么最近一段时间老陪着我呀？”我说：“伟民同志有交待，怕您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多陪陪您！”志坚书记听后，沉思片刻说：“元福你记住，在体育总局，袁伟民是一把手，你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他那里！我就是个正部长级！”
这是我第一次从志坚书记那里听到他对自己在体育总局的定位。从那时一直到他离开体育总局党组书记的岗位，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书记一直把自己放在协助一把手全面抓好体育总局工作的位置上，不争权、不争功、不图名、不为利，为共和国的体育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正是因为伟民、志坚同志的高风亮节和默契配合，国家体育总局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
五年中，他们两位主官各展优势、取长补短，互谅互让、共赴时艰，带领总局领导班子和全体体育人，创造了一个个可以彪炳史册的业蹟：
协助北京市成功申办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圆了国人的百年奥运梦；奥运金牌从16块翻番到32块；实现了冬季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中国足球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进世界杯；制定了奥运与全民健身同行的战略；实施了用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革命老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峡工程搬迁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贫困地区建体育设施的“雪炭工程”和“民康工程”；改建了被誉为“鸟枪换导弹”的体育总局办公大楼；建设了惠及体育人子孙后代的“龙潭住宅小区”(这个小区的建成和推磨式的搬家，改善了体育总局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近1500人的住房条件)！
不需再罗列什么了，这些有目共睹的业蹟，是中央正确政策指引的结果，是体育战线全体人员努力奋斗的结果。这其中袁、李的领航作用不言自明！
大概是2003年的下半年，经中组部推荐，部长和党组书记也单列的国家水利部办公厅专门来体育总局拜访和取经：在“两个一把手”的体制下，办公厅如何开展工作。我从会议座位的安排、文件的报批和签发，重大事情的请示报告程序，以及对内对外活动的安排和陪同等说起，一直说到在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中央国家机关，做为党、政工作的一把手的李志坚书记是如何定位和配合行政一把手工作的，和袁、李二人取长补短、默契配合的一些实例。水利部的同志听后频频点头：怪不得中组部让我们上你们这里“取经”！
事后，我把此事向伟民局长做了汇报。他说了四个字：关键是人！(在经历了2004年那场“审计风波”后，袁对李也有三个字的评价：真男人！)
志坚书记不但对自己在体育总局的地位、作用和工作做了科学定位，也对办公厅的工作给予了有力指导和科学定位。
有一次，志坚书记问我：元福，人家都叫“司”，比如群体司、竞体司、宣传司，你们怎么不叫办公司呀？起初我以为书记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地说：中央三令五申不让国家机关“办公司”，所以我们叫办公厅！书记说，不开玩笑，你查一查《新华字典》，看看厅和司有什么区别？“厅”是“政府机关的办事单位”，是综合部门；“司”是“中央各部中所设立的分工办事的单位”，是单一部门！所以人们戏称你这个办公厅主任叫“大内总管”！你们办公厅是沟通四方，服务全局的枢纽和窗口。在别人那里无功就是过，在你这里无过就是功！别人的工作日计可数，但月计充盈；你这里可能是“日计有余，月计不足”，所以在办公厅工作还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挑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真没想到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对我们办公厅的工作还这么熟悉，这么细致入微。
同时，我也预感到，遇上了这么两个开明的主官，作为我这个叫元福的办公厅主任，算是实实在在的有福了！果然，在袁、李主政体育总局的近五年时间里，我虽然“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重复着“沟通上下、联络八方，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先看排位、后试音响、领导讲话、带头鼓掌”的工作。但干的很顺心、很高兴、很充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上了两个好主官。五年中，他们二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一次因工作中特别是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让我这个办公厅主任做过难！
志坚书记到体育总局工作后，我第一次陪他出差，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这块石碑前，书记说：“来，元福，我们也‘同登彼岸’”！
车子与房子
志坚书记刚来总局时，从北京市带过来一辆奥迪车，车牌号是京A27369。有一次，我陪书记出去办事。书记上车后，我拉开前边的车门想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李书记拍拍后排的座位说：元福，坐这里，前面是张栋(秘书)的位置！。途中，我忽然看到前面一辆车的尾号也是369，我说：书记，您看那辆车也是369！李书记说：唉，咱们是27369，2+7是9，3+6还是9，这个车牌是999，北京独一份！说完，老爷子脸上竟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后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商公安部，为国务院各部委在职正部长更换京0牌子的车牌，体育总局给了两付。可能是开京0牌子的车与其它牌子的感觉不一样吧，司机们都特别想换。李书记对我说，咱这个999就挺好，小晋（专车司机）非要换，那就换吧！就这样，那个跟了书记十几年的京A27369牌号的车连车带牌退还了北京市，,换成了京0A7255的一辆新奥迪，一直用到书记离世。
说完车子，再说说房子。现在，一提到正省部级官员，就觉得个个坐好车、住豪宅。在这点上，志坚书记还真有点“落伍”。书记刚到总局时，我去家里送文件。这是阜城门外天意小商品市场后面一个叫“南露园”的普通小区，书记家在7号楼的三层，是两套小三居打通的，连个电梯都没有。家里除了几面墙的书柜外，连个象样的客厅也没有。若不是书记亲自开门，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由于小区前面就是天意小商品市场，进出小区又只有一条窄窄的小道，小区的车辆行人和市场的车辆有时叉在一起，一堵就是半天。据说，有几次书记的车堵在小区动弹不得，为了开会，书记只好步行出小区打的去上班！我不知道北京的正部级在职干部这样住房条件的还有没有第二个？
我问书记的老伴冯筑生老师（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为什么不搬个条件好点的小区？冯老师说：他（志坚书记）不搬，贾庆霖书记来过家里也动员他搬家，都没说服他。
带着种种疑问，我试探着动员书记搬家。书记说：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对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历来不怎么在意！
虽然知道了书记的想法，但一想到南露园小区的现状，我还是把动员书记搬家放在了心上。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记想改善一下住房条件；也许是冯老师和孩子也动员他换换房子；也许小区的环境越来越不尽人意，“打的上班”时有发生；也许是总局机关2003年搬入新办公楼后，书记那间办公、会客、秘书和休息都分开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给了他一些启发；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但结果令人鼓舞：书记同意有合适的可以考虑搬家。
当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在建两个有部级干部住房的小区，一个在广渠门外叫“广泉小区”，一个在地坛公园东边叫“和平里甲8号”。由于伟民局长和志坚书记作为正部长级住房都未达标，国管局同意他们二人调整。我拿着小区位置图、效果图和户型图请二位领导选房。结果，伟民局长选了广泉小区，志坚书记选了甲8号院
志坚书记搬家是在2005年（他在南露园住了整整十年）。由于学者型的书记爱书如命、藏书“成山”，搬家中书籍的处理成了问题。冯老师在新的住宅留了一间书房，趁书记率团出访南美期间，把书房里装不下的，都放在了新居的地下室。书记出访归来，我和冯老师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休息室，冯老师笑着对我说：元福真得谢谢你，你怎么就动员他同意搬家了呢！我说：不用谢，应该的。
接上书记后，趁工作人员取行李，我们又在休息室坐了一会儿。刚坐下，冯老师非常认真地对书记说：“志坚，当着你们办公厅主任的面，我说个事，不许找后账啊！”书记不知何事，也非常认真地说：“请讲！”冯老师说：“你出访这段时间，我除了在新家给你留了个书房外，装不下的书都放地下室啦。不许再往楼上搬了！”书记点点头说：“遵命，遵命！”走出休息室，书记附在我的耳边轻声说：“我耗子搬家，一点点地往上鼓捣！”后来，怎么鼓捣的的我没细问，但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的收到书记给我的书或电视剧光盘，每次都附一个纸条：元福，此书值得一读（或此剧值得一看），看后自存，不必归还！
和志坚书记及其夫人冯筑生老师在一起
量体裁衣与看菜吃饭
志坚书记到体育总局后，我第一次陪他出差是去浙江宁波。快下飞机时，在头等舱的他回头找我。坐在他后面的秘书张栋说，刘主任他们在后面。
回京后的一次局长办公会上，志坚书记问到此事。他说，出差坐飞机，为什么秘书在头等舱而司局长们坐经济舱？我说，按照财政部规定，与可坐飞机头等舱的领导一起出差，为照顾领导，可有一名随员享受同等舱位。多年来，总局一直是让领导秘书享受这个待遇。志坚书记说：秘书们都年轻，我提个建议，以后总局领导出差，只要有司局长同行，可有一位年纪大的司局长买头等舱，秘书们就算了！伟民和其他局领导一致赞同这个提议。志坚书记说：好，立马执行！
从此，秘书们只要不是单独随领导出差，都把这个待遇让给了同行的一位司局长！
过去学习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的教导时，曾有“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说法，是说凡事要事实求是，既要会变通，又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志坚书记还讲过一个他处理跳大秧歌扰民的事：有一段时间，北京市立交桥底下盛行跳大秧歌（那时还没有广场舞）。由于现场的锣鼓敲的太响，不少人希望政府能解决一下跳大秧歌扰民的问题。当时，志坚书记在北京市委负责这项工作。他责成有关区、县了解此事并提出解决办法。不久，大家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每个点上发一台录音机，统一录制伴秧歌的音响，取消现场敲打锣鼓。
通过一些点的实践，秧歌队根本不用录音机，现场敲锣打鼓依旧。志坚书记见此，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视察了几个秧歌表演点后，书记毅然叫停了发录音机的做法。
志坚书记说：跳秧歌的都是些老太太，敲锣打鼓的都是些老头儿。他们都要表现自己，才出来跳秧歌的。老头儿不打鼓了，老太太跳什么劲！录音机不发了，老头儿鼓照打，老太太秧歌照跳！直到后来出现了广场舞，，用上了音响，秧歌扰民的事才逐渐解决。
这既是个“段子”，又是志坚书记“看菜吃饭”处理问题的一个实例，我一直记在心里。
与志坚书记和冯老师在安徽黄山迎客松前
病中操劳
志坚书记长期在北京市做领导工作，对北京市方方面面的人和事都很熟悉。来总局工作后，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总局与北京市的沟通和为总局干部职工谋福利方面，可以说使总局受益匪浅！
书记刚来总局时，总局的办公楼改造和龙潭路住宅小区的建设正要启动。为了协调与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关系，书记专门把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划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请来总局，把设计、施工中需北京市支持和照顾的事情一一道来。书记以他那特有的幽默，拱手对在座的北京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说：“看在我李志坚的面子，拜托了！”我送北京市的几位部门领导下楼梯（那时综合楼还没有电梯）时，他们说：你们总局真是摊上了一个好领导！不过你和书记说说，在北京市领导那里可别表扬我们，有些照顾下不为例啊！
2002年4月，正在意大利访问的志坚书记突发脑出血，经当地救治后紧急返回北京，北京友谊医院的救护车直接到飞机的舷梯口接机。经友谊医院的一段救治后，书记被送入小汤山疗养院康复！
当时，北京申奥刚刚成功，总局和北京奥组委及北京市的有些部门工作量不断增加。书记从北京方面了解到，同样在筹备奥运，北京市的人员补贴要高于总局（当时有个说法：北京市的公务员的年收入是3、5、8、1。即科级3万、处级5万、厅局级8万、省部级10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受袁伟民局长委托，病未全愈的志坚书记把我和人事司长、经济司长召到小汤山，专门研究解决此事。我们见到书记时，因脑出血压迫了语言神经，书记说话还不太利索。就这样，书记仍不忘幽上一默。他说：来看我的同志都说，志坚说话更认真了（语速慢，有时还断断续续）！
志坚书记先听取了经济司、人事司的情况汇报，又了解了总局的财务和自筹资金的情况，责成经济司和人事司，在不违背财务制度和总局承受能力的原则下，参照北京市的标准尽快拿出一个增加补贴的方案，报总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审批。就这样，经总局局长办公会和党组会研究，总局机关和直属单位较大幅度的提高了人员补贴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每每想到此事，志坚书记那说话“认真”、抱病操劳的形象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西天取经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阶段。当时，身兼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党组成员，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和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的志坚书记除了处理总局的日常工作外，有两个重要问题纳入了他的视线：一是联合已经开展武术运动的几十个国家，将武术比赛纳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再一个就是站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甚至全国的立场上，探讨大型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
2005年5月的一天，志坚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大型体育场馆的賽后利用问题，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明年（2006年）第15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多哈只有不到40万人口，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人口的十分之一，和怀柔区的人口差不多。但为了办亚运会，听说他们建了一个可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我们去看看，把一个城市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能装下的体育场馆，赛后干什么用？”
是年5月下旬，志坚书记率领有我、王筱麟（总局武术运动中心主任）、外联司一名翻译和秘书梁纯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卡塔尔、阿联酋、克罗地亚进行了访问，对武术项目进奥运做工作，对上述三国支持北京办08年奥运会表示感谢，并着重了解多哈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我们先对当地政府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武术项目进奥运进行了宣传工作。接下来就是考察体育场馆了。
多哈确实不算太大，喜欢了解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的志坚书记领着我们转了一天就转的差不多了。在车上，书记问陪同的卡方人员：小伙子，还有哪里值得一看？陪同人员想了半天，嘣出来三个字：“家乐福”！惹得一车人哈哈大笑！
参观体育场这天，我们还真是做了洗耳恭听、刮目相看准备的。一进体育场，只见跑道上，足球场上到处是人。有跑步的、打拳的、练武术的，也有三五成群遛弯的。
从看台的两个通道出去，连着两座楼房。进入楼里，是一个个的带有桌子板凳和黑板的教室和实验室、老师备课室。体育场看台下面是宿舍和一个个的活动室（有大型赛事时，是运动员的休息室、更衣室）。
至此，我们明白了：这是一座建在体育场里的学校，或者说是在学校里建的一座体育场。翻译告诉我们：这是一所大学！
边走边看，志坚书记显得很兴奋，不住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回北京后，我不知道志坚书记和北京市的领导是怎么沟通的，只知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把八个比赛项目（占全部比赛项目的四分之一强）放在了北京的六所高校。它们是：
乒乓球一一北京大学；
摔跤一一北京农业大学；
柔道、跆拳道一一北京科技大学；
羽毛球、艺术体操一一北京工业大学；
排球一一北京理工大学；
举重一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是个一举三得的创举：充实了首都部分高校的体育场馆建设；解决了奥运会场馆不足和赛后利用问题；为高校师生提供了健身场所。
2007年我退休后，总局推荐我到北京奥组委场馆部当了一年的“特聘专家”。每每看到、想到在这些高校中为08年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又解除了赛后利用的后顾之忧的体育场馆，都会和志坚书记联系在一起！
2005年和志坚书记在多哈入住的酒店。
绝密亲启
工作中的志坚书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中的他诙谐幽默、平易近人！
不知道从何时起，社会上流行“段子”。志坚书记认为，“段子”既是大众智慧的结晶，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社会、生活等的态度和认知，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参照物，还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胡椒面！
刚来总局时，志坚书记讲过一个文革中的“段子”：批斗会上，台下的人跟着台上的王科长呼口号：“要斗私批修！”台下举手齐呼“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台下齐呼“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时，后台传来一个声音：“王科长，接电话。”台下竞齐声高呼：“王科长，接电话！”
志坚书记说，这个段子是否真有其事，没考证，但一个小段子，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某些政治运动的麻木和厌倦。
离开总局领导岗位后，志坚书记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他不必每天到总局上班，但为了阅文和处理一些事情方便，办公厅为他调换了一间办公室。新调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每次来总局阅文、谈事完毕后，叫我到他办公室天南海北的聊一阵子，几乎成了惯例。
有一天，多日不见的志坚书记让驾驶员给我带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元福同志亲启”，信封的右上角还用圆圈圈了一个“密”字。
我急忙打开信封，只见一张用过的A4纸背面那熟悉的字体写道：
元福：昨晚和北京市的几个同志吃饭，听到两个段子，现抄录于你。
1、鸡对牛抱怨说：人真不象话，他们搞计划生育，却让我们多下蛋！牛说：鸡妹妹，你知足吧！全世界都吃我老婆的奶，没有一人叫我爹！
2、一立交桥上挂着一条横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红旗奋勇向前！”下面一个小牌牌：“限高三米”！
共事有时，友情无限！
李志坚
有一次，志坚书记去四川调研，省人大配了一辆公务接待用的考斯特车。一路上，陪同考察的四川体育局局长朱玲和其他四川的同志时而讲些小段子，以驱赶旅途的疲劳。书记也偶尔呼应一、两个。但车程较长，段子有限，讲不过四川的同志。这次调研我未随行，书记对随行的秘书说：打电话，请元福支援！
那时还没有微信，接到秘书电话后，我从存在手机短信里的段子挑了几个，发给秘书！大概是这几个段子“力压群芳”，不一会儿，秘书给我发了短信：“主任，我们胜出啦！”
高风亮节
志坚书记的身体状况一向不好,加上02年那次栓塞和在总局的高强度工作，特别是和他朝夕相处的老伴冯筑生老师先他而去，2015年以后，书记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也许自感来日无多，2015年6月22日和7月7日，志坚书记写了两封遗书（我是在书记去世后才看到的），我想在这里公布一下。因为，只有看了这两封遗书，你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什么叫高风亮节！
遗书一：
郑重委托
目前，我的身体情况尚好。
但，毕竟已逾古稀，且有多种基础性疾病。有可能突发较严重的中风、拴塞，甚至可能成为植物人。
如果发生疑似情况，我委托李剑（书记的女儿，刘注）、恵峰（书记的姑爷）同友谊医院联系，反映我的坚决请求，用镇静安眠的方式，帮我解脱。早去天堂与筑生（书记的爱人，刘注）团聚。
李志坚
2015年6月22日
遗书二：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在此时刻，我衷心地向党、向人民感恩、祝福！
离世后，不搞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与先我离世的爱妻冯筑生的骨灰一併洒入大海。
中华民族永葆生机。
李志坚
2015年7月7日
我是含着泪水抄录完这两份遗书的。高级干部的身后事经过一些，也听过不少。有几个正省部级的官员能像志坚书记这样，首先想到的是向党、向人民的感恩和祝福！是不给组织和子女添麻烦，是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爱妻，是衷心地祝中华民族永葆生机！
这，就是我们的好书记李志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把党和人民的福祉和生机看得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一个心中只有别人，看破红尘凡事的硬汉；一个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领导和良师！
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老共产党人走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音容笑貌，我们将铭刻在心；他那股浩然正气和大度幽默的处世态度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一生奋斗为人民，诙谐幽默勇创新；
鞠躬尽瘁好榜样，高风亮节励后人！
2019年1至3月写于北京，修改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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