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现中国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同年，沙眼衣原体培养作为世界生物学四大突破之一，列入科学年表。
健客：我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理论物理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云飞：嗯，算起来，今年是他们获奖65周年，杨振宁荣升世纪老人；而李政道获奖时年仅31岁，排进史上前5的最年轻获奖者。
健客：你说的生物学突破是哪些呢？
云飞：在人脑中发现多巴胺、确定肌红蛋白的结构、发现离子转运酶和沙眼衣原体培养。
健客：除了沙眼衣原体培养，其它我基本都不懂，都是很厉害的发现吗？
云飞：哈哈，看《细菌传》有点用吧。前三个方向都产生了诺贝尔奖。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坊间传闻，在反右运动中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总之，正在忘我研究沙眼病原体的汤飞凡没有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对政治素无兴趣的他，一门心思搞科学。可是，数十万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就有他的学生，这使汤飞凡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话，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1958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发刊词开宗明义：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如此这般，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科教文卫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哲学家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９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要他停下实验，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说他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白旗”。９月26日，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9月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他有反动派岳父，他骑在人民头上，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散会前，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明天继续开会。可是第二天的会竟没有开成。
健客：向洋人讨面粉，说的是以工代赈的事吧？
云飞：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单位、家中，同事、亲人，往事不堪回首，也就不必深扒了。
健客：第二天的批斗会怎么没开呢？
云飞：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在61周岁生日，用生命诠释“士可杀不可辱”。
汤飞凡用铅笔将遗嘱写在一张粗糙的纸片上。妻子何琏把遗嘱交给了党委。后来，她只记得上面的几句话：“对不起你，就这样抛下你们母子走了……”,“告诉多多,他爸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间谍……”,“要把他抚育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转告我的同事，许多研究工作我未能完成，请他们继续完成……”,“书桌上有六本书，是从谢少文那里借来的，送还给他……”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汤飞凡的遗嘱，还书、持家……
10月1日国庆节，已经76岁的颜福庆还担任着上海医学院副校长的职务。这一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竟然有一条令他震惊的噩耗：汤飞凡于昨日凌晨在家中自尽……颜福庆老泪纵横，痛哭道：“瑞昭（汤飞凡幼名）什么都好，就是出身‘太不好’了，我没能保护到他……”
李约瑟得知汤飞凡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写信，他称赞汤飞凡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
汤飞凡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头上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等无形的“大帽子”，以至多年以后其外孙董陵回忆：家人从不谈及有关外公的片言只语，从懂事起只知有外婆而没有外公。
健客：真是太痛了，还是跳过这段吧。
云飞：嗯，“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致使像汤飞凡、颜福庆、熊十力等一大批国家宝贵人才不幸受到错误的批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不能回避，必须面对的教训。
1961年4月25日，钱恩受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长张为申的邀请来华访问。钱恩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在生物化学、药物化学、微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状况，以及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工业发展情况。钱恩先后参观访问了9家研究院所、3家制药厂，做了7场学术报告。1958年华北制药厂投产以来，钱恩可能是第一个允许进入的西方访问者，允许按照钱恩自己的要求去详细考察全部生产流程。可是，所见所闻却让钱恩倍感迷惑。当时，青霉素钾在中国国内的售价约400美元/公斤，而世界市场的价格约为30-50美元/公斤。钱恩与工厂的中方技术人员交流后发现，中国青霉素的高价是由于生产成本高与回收量低所导致的。而工厂的中方技术人员对缺陷及原因心知肚明也并非没有改进的能力，但在建设中没有发言权。“他们告诉我，苏联专家认为不锈钢罐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不锈钢生产商鼓吹使用不锈钢罐的目的只是为了促销，并无实际使用的必要。” 钱恩在报告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展开了向苏联老大哥的全面学习，学习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华北制药厂的抗生素项目是苏联援建的，也是当时中苏友好的典范。但学习过程中，不分良莠全盘照搬的做法，很多中国科学家是不认可的。比如，为了改进生物制品用石碳酸灭菌的质量缺陷，汤飞凡等人于1938年研究出了乙醚灭菌法，但现在却要改回落后的石碳酸灭菌。在政治风裹挟下，学习班还要求全国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全面销毁所有现存的本地菌株，其中就包括“天坛株”。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痘苗室主任的李严茂实在不舍，于是冒险保存了几支“天坛株”菌种。数年后，“天坛株”终于重见天日，为中国消灭天花立下汗马功劳。
健客：快说说。
云飞：痘病毒，毕竟是病毒。这些故事在《病毒传》中讲吧。
如果参观华北制药厂只是让钱恩感到疑惑的话，那么参观研究院所则让他感到震惊。“在我访问的所有研究院所中，研究人员在智力和学识上的极高水平与其从事工作原创性的极低水平之间，形成的对比令我感到震惊。”钱恩说，“我见到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非常聪明且知识渊博，其智力水准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人，其中一些科学家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但他们从事的题目多半是低水平的应用性研究。偶然见到的几个非应用性研究的方向也存在沿袭常规的、令人厌倦的学科老路，已经比西方落后了三四十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乏常规的实验设备。而是大多数中国大型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热衷于快速获得轰动性的成果，而不重视基础研究。”钱恩或许并不清楚此前的“大跃进”，但却一针见血的指出急功近利的弊病。“他们不理解没有基础研究的进步，应用领域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钱恩说，“人才是优秀的，但缺乏真正的领导。”在报告结论中钱恩表示：我坚信通过善意与共同努力，一定能找到中西方在科技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之路。其实，霍奇金的老师贝尔纳在50年代就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提过类似的建议，甚至更系统、更深刻、更有可操作性。钱恩回到英国后，将这份报告提交给英国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与海外科学关系委员会并转呈英国外交部，直到1992年解密。
健客：我怎么觉得钱恩说的和李约瑟之问有点像呢？
云飞：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
健客：后来盛传的钱学森之问也类似的说法。
云飞：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显然，这些问题的时代背景不同，原因也大相径庭，但确实需要深刻反省，历史上反复提出类似问题，本身就是大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破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时代的答卷已经展开。扯远了，马上拉回来。钱恩认为非常聪明且知识渊博的中国科研人员，正面临着惊涛骇浪。
1965年，王岳在我国率先开启从小单孢菌中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领域。1966年，王岳和助手从一把取自福州西湖湖心亭的泥土中分离出“小单孢菌”，它产生的抗生素是“庆大霉素”，是一种美国60年代才研发出来的新药。王岳是瓦克斯曼的学生，研制“庆大霉素”期间，曾写信向导师求教。在文革中，这竟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
健客：今天冒出来一大堆老熟人啊！远的不说，瓦克斯曼就是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吧。
云飞：嗯。
1966年初，张为申参加化工部与卫生部联合组织的考察团，赴瑞士和英国，考察两国的制药工业。回国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他被指为“走资派”，于8月28日夫妻二人双双离世。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已被关进秦城监狱。在《沈其震教授纪念文集》中，有位老人这样说：“他（沈其震）与抗菌素研究所所长张为申，不光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成为挚友。他们为全国抗菌素事业，从科研布局到生产网络、科研规划、学术活动作了大量工作。抗菌素事业有了今天的局面，这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70年代重获自由后，沈其震得知张为申的去世悲痛万分，奔走相告为其平反。1978年7月14日，卫生部按照副部级待遇，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张为申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由原部长钱信忠亲自主持。
健客：真是不堪回首啊！
云飞：每朵乌云都镶有金边，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从1979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集中全党智慧，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共分八个部分。阐述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对建国3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第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第三，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让我们继续吧。
这个世界一直没有忘记汤飞凡。1979年，卫生部为他平反昭雪。1980年６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的一封信，信中说：“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可是，人间已无汤飞凡。
健客：后来呢？
云飞：在得知汤飞凡已经去世的消息后，1982年，国际眼科学大会依然授予他沙眼金质奖章，告慰他在天之灵，感谢他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得不说，去世的科学家原则上不能进入诺贝尔奖候选名单，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健客：后来呢？
云飞：同年，汤飞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2年11月22日，汤飞凡纪念邮票发行，多少算是一种认可，一种弥补，一种纪念。
健客：等等，哪些是一等奖呢？这奖评的是否有点问题啊？
云飞：因为是1956年首次评奖之后，时隔26年再次评奖，所以评了9个一等奖，李约瑟因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成为一等奖得主之一。不必太纠结评选问题，屠呦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也没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照样拿诺贝尔奖。
健客：总有点愤愤不平。
云飞：中国生物学家饶毅曾在自己的博客上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他认为：“三无”学者并不意味着不优秀，他们经历的时代背景与当代年轻学者不同，纵然没有漂亮的履历，研究成果却不会骗人。屠呦呦说：“我在这个药物上做了一辈子，只希望它能物尽其用，至于其它的，不是我所在意的。”屠呦呦在说完这句话后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她一向不善言辞，可是一提到实验她便有了精神，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眸也变得晶亮起来，就连获得诺贝尔奖的致辞里都满是专业词汇，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根本听不懂。就是这样一份直率和纯粹才让她在名利面前如此平静，让她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健客：还是有点别扭。
云飞：人人心中有杆秤。自媒体时代，传统的评价方式也在发生巨变。例如饶毅基于对国际和国内生命科学的比较和判断，对20世纪中国在生命科学最突出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饶毅在《世纪八佳：百年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一文中说：“汤飞凡，1950年代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期间，与眼科医生合作，发现沙眼的病原体。这是我国在新冠病毒之前，第一次独立率先发现重要病原体。我国在病原体发现方面，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长期落后于日本。日本科学家在1900年前就在病原体和免疫方面都有诺奖程度的发现。我国长期只在不重要的病原体有些发现，而汤飞凡在1950年代的工作独树一帜，格外耀眼。在他之后很长时间，我国也很难有工作达到汤飞凡当时达到的程度。”
健客：听说汤飞凡和张晓楼之间有些恩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云飞：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江湖上的事，看不懂的，不说。霍去病堪称汉朝战神，年仅24岁就突然去世。像霍去病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去世，按理说应该在史书上详细记述其死因才对，然而在《史记》上只有“元狩六年而卒”，对死因只字未提。
2022年7月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介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93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要知道，73年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看到这则消息，我想起汤飞凡的那句话，“当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几个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陆游在《示儿》中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无论西方人眼中探查病原的细菌猎人、病毒猎人，还是中国人心中“治未病”的上医圣手，我想，汤飞凡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开心吧。
下周是《细菌传》第六章“抗生时代”的最后一篇，说说英年早逝和延年益寿那些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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