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如命,见义勇为。——蔡锷
接到颜福庆的信,汤飞凡义无反顾,携夫人突破日军封锁,抵达长沙,就任中央防疫处副处长。
健客:中央防疫处是个什么机构?
云飞:1917年我国绥远地区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晋冀两省,死亡超3万人。北洋政府急忙聘请曾经成功扑灭1910年东三省鼠疫流行的伍连德博士出山。扑灭疫情之后的1918年,北洋政府不放他走,请伍连德仿照当年东北防疫处的格局,组建全国性的永久性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并任命他为筹备处长。1919年2月北洋政府向西方银行借款100万元,并于同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防疫处,地址在北京天坛神乐署。中央防疫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专门机构,同时也是免疫疫苗和抗毒血清等生物制品的生产研究机构。北洋政府兑现承诺,批准伍连德辞去处长之职,改由卫生司长刘道仁兼任第一任正式处长,实打实的高配啊!成立当年,哈尔滨就发生了鼠疫流行,中央防疫处委派留日归来的金宝善前往一线。在东北,伍连德的老根据地,金宝善说是指导,实为学习,在伍连德的帮助下,很快扑灭了疫情,可谓一战成功。之后,中央防疫处实际上就由金宝善与留美归来的陈宗贤等人轮流掌管。1928年,中央防疫处由金宝善移交到南京政府管理,实际机构仍留在天坛神乐署;同年,陈宗贤再次担任处长。
健客:神乐署啊,我知道,就在天坛西门内稍南,圜丘坛西天门外西北。
云飞:嗯。神乐署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是管理祭天时演奏古乐的机关。明代叫神乐观,当时神乐观的乐舞官、舞生都由道士担任。2002年北京市政府设立“3.3亿文物抢险修缮计划”,天坛神乐署名列其中;到2004年9月20日神乐署重建工程正式竣工。之后,天坛神乐署作为古代音乐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馆中陈列展示了神乐署历史、乐律、词曲、琴瑟、鼓和埙笙等乐器、中和韶乐、舞蹈服饰等,其中的展品均可以实际演奏,并且辟有盲文解说词。这波疫情过后,欢迎大家来逛逛,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935年,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天坛神乐署旧址改称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1937年9月,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央防疫处又迁往长沙。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言指出: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同日,国民政府还决定,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及卫生署等迁至武汉。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内政部长何键邀请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颜福庆继薛笃弼、刘瑞恒之后,成为国民政府第三任中央卫生行政机构的长官。当他得知伍连德当年创办的中央防疫处迁往长沙,抗战紧要关头,将士用命之际,处长陈宗贤却突然提出要出国考察,全处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他马上想到了爱徒汤飞凡。
健客:我想起来了,1938年春,白求恩就是从武汉去延安的,原来,当时国民政府卫生署在武汉。
云飞:嗯。
当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人,缺乏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开支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疫苗和血清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汤飞凡靠学识赢得尊重,以感情笼络人心,很快就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的手下。陈宗贤听说颜福庆找来微生物学大牛来代班,也很快赶回来。汤、陈二人都曾留学哈佛医学院,算起来,陈宗贤是正经八百的学长。汤飞凡当即表示既来之,则安之,愿意留下,做陈宗贤的助手。到了1938年10月,随着武汉沦陷,中央防疫处收到速速转移的命令。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力主迁往昆明。陈要迁重庆,更多的是从官员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安全方面的考量。汤则打听到重庆已过于拥挤且交通不便,认为从工作实际出发,不适合大型动物的饲养和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生产运输。两人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一起去重庆请示。当时颜福庆已经提出辞职,新署长人选未定,没人愿意拿主意。偏偏汤、陈二人都是牛脾气,在重庆闹出风波,表示不接受自己的建议就辞职。陈宗贤从政多年,人脉极广,与当时卫生署副署长金宝善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一点都不发愁。事实上,后来也是金宝善接任署长。
健客:颜福庆为什么提出辞呈呢?
云飞:据说与麻醉药品有关,因手下发生经济问题,颜福庆引咎辞职。
健客:官场险恶,汤飞凡乃一介书生,恐凶多吉少吧。
云飞:很快,卫生署公布了决定,陈宗贤调离,防疫处迁往昆明,汤飞凡主持工作。
健客:啊?
云飞:据说陈宗贤也是吃惊不已。后一打听才知道,汤飞凡的背后,竟然有牛叉的老丈人。
健客:什么情况?
云飞:汤飞凡生于湖南醴陵,汤、何两家为通家之好,汤飞凡从小就读何家义塾,虽无过人天赋,但倔强好胜,遇到不懂的问题喜欢刨根问底,立座右铭: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每日披星而出,戴月而归,是最勤奋的学生,深得何家少爷的喜爱。这位博学的何家少爷不仅熟读经史子集,还修新学,经常给汤飞凡辅导算术、自然,后来干脆提出结亲,将其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长大成人后自己选择。
健客:后来呢?
云飞:后来这位何家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立功,夹缝求存,心狠手辣,终成一代枭雄。
健客:别卖关子了,这位何家少爷是谁啊?
云飞:就是前面提到的内政部长何键。
1938年11月,处长陈宗贤出国考察。汤飞凡眼看日军逼近长沙,政府却连搬家费都没发,当机立断,变卖防疫处从北平带出来的家当,勉强凑了2000多块大洋。他把钱发下去,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昆明,不得拖拉,不得停留。中央防疫处大部人马刚走不久,11月12日,日军占领岳阳,继续向新墙河进攻,张治中手下的一把大火,几乎将整个长沙城烧光。汤飞凡留下收尾的两人,从大火中,抢救出一台旧锅炉,一路运到昆明。1939年2月7日卫生署免去陈宗贤中央防疫处处长职务,另有任用。1939年3月18日卫生署决定汤飞凡任中央防疫处处长。
中央防疫处总算保存下来,可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等着汤飞凡。当时,中央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只剩下300大洋,相当于汤飞凡过去半个月工资,说“弹尽粮绝”也不为过,而且在昆明没落脚之处。多亏何键早料到贤婿此去困难重重,事先写了信给云南省主席龙云和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请他们协助。汤飞凡四处奔走,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天花疫苗等,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日军的轰炸使汤飞凡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生产科研基地,他看中了西山滇池旁边的一个小渔村——高峣村,不料那块地是寺庙的地产,方丈安定先是不给,后来在龙云协调下松了口,但要收取高出市价十倍的地价。他知道汤飞凡拿不出,没想到自己棋错一招,汤飞凡连声说好,最后经人说和,商妥地价5000元,分5年付款。实际安定只收了汤飞凡1000元。是否安定法眼通天,看出汤飞凡是“佛菩萨转世”救苦救难,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偏安一隅的村民不可能知晓,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正开展着堪比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防疫相关药物、试剂生产和微生物学研究。
地有了,可是没钱,卫生署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锦囊妙计,以中央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啊!汤飞凡甘冒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中央防疫处新址。汤飞凡在昆明与其说是“重建”中央防疫处,还不如说是“创建”更为恰当。他到处网罗人才,建立玻璃工厂,制作各种中性玻璃器皿;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和控制;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那个抢救出来的锅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每日消毒的关键设备。参照欧美通行做法,汤飞凡建立了一套技术管理制度。因为用蓝色封面,被称为“蓝皮书”,通常代表的是学者的观点或者研究团队的学术观点。据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疫苗、血清制造和实验室工作规范。
高峣村虽然没有日军战机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他们设立医务室为当地居民看病、接生,兴办学校,与当地村民互帮互助,和睦共处。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实现了“小病不出村”。随着大后方人口增加,物价飞涨,在汤夫人何琏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自给自足,而且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产的农副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1938年,原本已经快散架的中央防疫处,居然重新恢复“元气”;到1942年,职工近百人,聚集了一批微生物学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抗战期间,高傲的欧美盟军看不起穷困潦倒的中国人。然而当时有一个简称NEPB的中国机构,就算眼高于顶的美军,提起这个机构,也不得不表示敬意。NEPB就是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简称。
健客:我就爱听振奋人心,快说说。
云飞:哈哈,这个也很猛。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疑似天花病例,经调查怀疑是使用了失效的天花疫苗。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天花疫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了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疫苗失去了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了对中国的天花疫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将印度疫苗与中国疫苗进行对比试验,比较结果是中国疫苗比印度疫苗稳定,而且发痘率高。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天花疫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它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输,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从此以后,中国战场盟军所用的各种疫苗上都打着NEPB,NEPB的国际声望一炮打响。
健客:天坛株,好熟悉的名字啊!
云飞:近期很多国家猴痘爆发,咱们封存的天坛株枕戈待旦。
健客:对了,就是这条消息上了热搜。这个天坛株什么来历呢?
云飞:1926年2月,中央防疫处的齐长庆带着助手李严茂在一名天花患者身上采集了样本,开始采用“十代减毒”的方法培养毒株。所谓“十代减毒”法,就是将病毒接种到动物身上,然后一代传一代,用以达到减弱毒力、保留免疫力的目的。齐长庆和李严茂将患者的天花疱浆先接种到猴子身上,在猴子身上传了两代后接种到家兔身上,家兔身上传了五代后又在牛犊身上传了两代,足足经过十代减毒,历尽千辛万苦,才最终得到了符合要求的毒株。由于这株毒种诞生于天坛神乐署,齐长庆将这株病毒命名为“天坛株”。1934年,齐长庆调任蒙绥防疫处技正、代理处长。1935年冬天,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李严茂肩负一项重要任务:携带和保管“天坛株”;之后又带到了昆明。1940年,汤飞凡让他的学生朱既明和李严茂一起将中印两国的天花疫苗做了比较,证明天坛株制造的疫苗效力较强,发痘率高,但局部反应较重。研究发现,这与疫苗中的杂菌有关。传统方法处理后,杂菌仍然较多。1941年,汤飞凡和朱既明成功研究出用乙醚杀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疫苗的质量。基于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做到了万无一失。
之前,中央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学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在汤飞凡的带领下,中央防疫处的研究人员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资料,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发展。别看汤飞凡平时严肃,但讨论起学术问题来却平易近人。每周五在汤飞凡家举行的读书会,不论年龄长幼,不分职位高低,大家轮流主讲。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拉开了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健客:讲了这么多,开头蔡锷的那句名言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联系,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云飞:“见义勇为”的出处在《论语·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两句,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前面说,不是自己的祖先你去祭祀他,是谄媚。后面说,见义不为就是没有勇。可是它有内在联系。孔子在骂那些谄媚的人,见义不为的人,都是把利看得太重的小人。“非其鬼而祭之”是对那些与己无关的死了的鬼,为什么要祭?求利而已,不是吗?“见义不为”是对活人,看到人家需要帮助,看到需要做的正确的事,你不做,这是没有勇,是见利忘义的行为。孔子骂得很痛切,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良心激发起来,让我们动起来,心里存道义,做君子,不做小人。蔡锷生于湖南,行大义于云南,“爱国如命,见义勇为”就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
健客:好像明白了一点。
云飞:这么说吧,汤飞凡同样生于湖南,立大功于云南,跟蔡锷一样都是勇敢的爱国者。
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民国三十年,即1942年;Abraham, Chain和Florey,即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Lancet,即《柳叶刀》。可以说中国研制青霉素几乎与世界同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