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记•儒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研究院所,开始纷纷回迁。官场风的南京和商界气的上海,在汤飞凡看来都不是做学问、干事业的好地方。他选择了北平,这里有中央防疫处的根,有协和、北大、清华,精英荟萃,人才辈出。经汤飞凡建议,卫生署批准,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迁回北平。昆明设分处,大部分本地职工不愿离开,可留下继续工作。少数骨干和从北平来的人员跟汤飞凡回到北平。1945年10月10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华北地区受降仪式,标志着北平正式光复。同日,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
健客:10月10日,重要的日子啊!
云飞: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为辛亥革命的开端。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1925年10月10日,故宫首次对外开放……
健客:《双十协定》是什么内容呢?
云飞:《双十协定》全称《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内容包括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等12个方面,仅少数几条达成共识。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把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他说:“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做好了最坏打算。他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苏美英)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直到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期间故事,精彩纷呈,如柳亚子赠诗,称毛泽东有“弥天大勇”;毛泽东将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遂一传十,十传百,尚未发表已为传奇。
1945年秋,在北平最美的季节,汤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天坛神乐署——原中央防疫处旧址,实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仪器设备,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结果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日本人临走时已把所有建筑设施,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只因为驻扎这里的是1855部队。
健客:1855部队有何玄机?
云飞: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迅速占领了位于天坛神乐署的原中央防疫处旧址。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同一时间,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迁到哈尔滨平房镇,改称731部队。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运输困难,无法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作战的需要,1855部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1940年2月9日,日本天皇签发了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递交的编制方案,1855部队正式成立。1855部队共1242人,其中核心领导层16人,部队下设13个派驻机构,其中5个支部,8个办事处,分布在华北各省,主要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研究,同时为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各师团配备专门实施细菌战的防疫给水班。这支部队的规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断扩大,修筑了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动物室、地下冷库和水塔等大量设施。日本投降前夕,1855部队用一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部队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侨逃回日本,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
健客:唉,又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真是白白糟蹋了“一个秋”。多少文人墨客爱上北平的秋,写下北平的秋。
云飞:是啊!鲁迅有《北京的秋天》,郁达夫有《故都的秋》,杨朔有《香山红叶》,史铁生有《秋天的怀念》,张爱玲有《秋天的雨》,老舍有《住的梦》、《北平的秋天》,莫言有《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健客:无处安身的汤飞凡啊,他真是太难了。
云飞:这让我想起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刘欢演唱的《重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汤飞凡不仅打算重建,还计划在常规的疫苗和血液制品之外,扩大青霉素技术研究和生产。卫生署划拨了法币5千万元,连同各种材料合计约1亿元。
健客:1亿元啊,不算少吧?
云飞:1946年,100元法币只够买一个鸡蛋。经评估,重建至少数亿元。
健客:钱从哪儿来呢?总不能靠做梦吧?
云飞:得道多助。汤飞凡在昆明认识的一个美国人谢拉曼恰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北平办事处的负责人,此人帮了大忙。
据1946年《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一年来之工赈》工作报告记载:中央防疫实验处与该署接洽,希望获得该署的帮助,重建房屋。经过评估,冀热平津分署认为:北平中央防疫实验处作为卫生防疫的专业机构,是一个必要机构;并且属于受战争破坏的,其重建的要求符合赈济原则。1946年1月24日,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与中央防疫处签订了第一次工赈合约。具体来说就是,冀热平津分署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中央防疫实验处进行重建。重建工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修建包括试验大楼、鼠疫室、破伤风室、宿舍在内的房屋修复和重建,第二部分是新建青霉素试验室。
健客:以工代赈,现在还有吗?
云飞:当然,以工代赈是扶贫、救灾的常用手段。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例如,国家建设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让贫困农民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既可以使有劳动能力的赈济对象通过有尊严的方式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同时在政策实施地区形成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将中央防疫实验处的重建列入以工代赈工程,用联合国的钱,解决民国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又帮助了北平的贫困百姓。汤飞凡要钱的本事,恐怕也得了颜福庆的真传吧。开个玩笑啦,只有怀着使命必达的执着,才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也许这就是笃行而不倦,上通而不困。
1946年2月10日开工建设,以面粉折价支付工程建筑的报酬。然而,1946年,通货膨胀几乎以每月30%的速度暴涨。简直高的吓人。
健客:我数学不好,对数字没感觉,怎么个“高的吓人”啊?
云飞:假设上个月鸡蛋5元/斤,这个月就涨到6.5元/斤,下个月就8.45元/斤,再下一月就差不多11元/斤,四个月价格就翻番了。
健客:确实有点离谱。
云飞:2020年6月10日,美国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去年5月,增速为8.6%,环比今年4月,增速为1%。今年以来,美国物价连续上涨,美联储为应对通胀激进加息,美股市场变得神经质,多次在盘中大起大落,跌出熊市信号,硅谷科技巨头惨遭“血洗”……在这种困境下,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虽然我国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环比下降0.2%,但据说也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
健客:啊哦!
云飞: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开工不过一个多月,协议约定的工钱已经不够工人买面粉了,只得重新核定,签补充协议。工期当然也比预计的延长了。不管怎么说,1946年9月22日,第一期工程完工了。美国医药援华会赠送了小型青霉素生产设备。按下重建不表,说说汤飞凡为解放区提供疫苗的事。
键客:解放区也有瘟疫吗?
云飞:嗯,瘟疫不分红区、白区。红军时期,川陕根据地1930年、1932年、1933年分别流行天花、疟疾、痢疾,1935年伤寒肆虐,并伴以霍乱、疟疾等烈性传染病。地处鄂豫皖的箭厂河地区1924年痢疾流行;1930年天花流行,死亡甚多;1933年痢疾再次流行,有的村甚至出现无人抬棺的惨状。
抗战爆发后,疫情防控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延安出现传染病疫情。在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惶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维汉曾回忆说:“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在晋察冀根据地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除了反复实施“扫荡”外,还散播细菌,制造疫情,对中国军民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据《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记载,1939年秋至1940年夏,涞源、易县暴发大瘟疫,当时调查110550人中有70040人染病,死亡率高达28.8%。另据1943年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队报告,灵丘县五区乞回寺村因疾疫长期流行,健康人口仅有4.1%,致使当地劳动力匮乏,农业生产及家庭副业等陷入停顿状态,并且直接影响到根据地部队的战斗力。抗战期间,中央防疫处给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疫苗和血清。
解放战争时期,瘟疫仍然是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杀手。1946年的春天,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春寒料峭,疫疠流行,宋庆龄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写来的紧急求援信!展函阅读之际,宋庆龄正在为防疫救灾而奔走呼号。1946年华中军区霍乱大流行,部队出现疫情,因防治措施及时有力,未造成严重后果。7月9日,华中军区在《预防霍乱紧急命令》中指出,流行霍乱传播迅速,其危害甚于水火刀兵,不论军队或地方群众都要倍加警惕,紧急行动,扑灭瘟疫,抢救病人。
1946年,中央防疫实验处一边建设,一边恢复疫苗等急需生物制品的生产。一天,马海德带着苏井观来找汤飞凡,希望紧急支援10万支天花疫苗。汤飞凡带人加班加点,按时供货。他超越党派的医者仁心和科学态度给苏井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中共代表团还专门送来感谢信。
健客:等等,马海德,我知道。苏井观是谁呢?
云飞:苏井观是“军事调停执行部”的中共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井观任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苏井观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医务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毛泽东曾称赞苏井观说:“你的长处是能团结干部。”
1946年,一批顶尖人才被汤飞凡招致麾下,黄有为没走,童村来了……中国微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医药制造形势一片大好。可是,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防疫实验处新址落成不久,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北平局势日益混乱,中央防疫实验处虽然在卡介苗、斑疹伤寒疫苗、丙种球蛋白和青霉素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但越来越难以维持正常工作。1948年上半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混乱,大量的难民和学生涌向平津。而北平也在下半年迅速成了一座工厂停工、商业萧条、黑市火爆、人心惶惶的孤城。1948年11月,汤飞凡处长奉命赴南京,处务工作由刘隽湘代理。
健客:刘隽湘是谁啊?
云飞:刘隽湘是中央防疫处培养起来的科学家。1940年,刘隽湘还是云南省立昆华医院的助理住院医师。该院化验室所用试剂大多由中央防疫处提供,因此刘隽湘认识了汤飞凡和魏曦,受他们的影响,产生了研究微生物学的念头,而汤飞凡正在为防疫处物色人才。刘隽湘于1942年来到了防疫处;后来,又跟汤飞凡来到北平。1945年、1947年先后两次出国,到印度、美国学习深造。1948年,刘隽湘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奖学金,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因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应汤飞凡的要求提前回国。当他乘船到达上海时,北平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下,陆海交通已经断绝,只能乘飞机回到北平。不久,汤飞凡赴南京商议筹建广州分处事宜,刘隽湘被指定为中央防疫实验处代理处长。当时北平的形势非常紧张,物价暴涨,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骚扰滋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刘隽湘受汤飞凡的重托,和全体员工一起保护防疫处,使之免遭破坏。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宣告北平和平解放。2月,防疫实验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1949年2月15日,苏井观到防疫实验处找汤飞凡,却扑了个空。苏井观和刘隽湘促膝长谈,聊起往事。1946年,为了向解放区提供疫苗、血清,苏井观曾几次来防疫实验处,每次汤处长都不顾国民党的封锁,满足他的要求。特别是1946年春天,老解放区张家口一带天花暴发,需要10万支牛痘苗,当时防疫实验处虽然尚未恢复生产,可是汤处长连夜赶制,雪中送炭……防疫实验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刘隽湘继续担任代理处长,因护厂和协助接管有功,被评为“功臣”。苏井观命令保护好汤宅,准备汤飞凡回来住。
健客:这回有安身之处了。
云飞:当时,汤飞凡在上海,交通、通信完全断绝。也许,这位老革命凭的是直觉,就像他对刘隽湘所说的,“汤飞凡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科学家”。
在上海,汤飞凡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岳父是湖南军阀何键。为夫人何琏考虑,汤飞凡决定移居美国,他在国际上已有声望,是国际微生物学会的常务理事,还有哈佛大学的执教邀请,到美国后自然少不了鲜花、掌声。可何琏却发现,他吃不好,睡不安,那出名的湖南辣椒脾气变得更大了,动不动就火冒三丈。1949年4月5日,在法租界亨利路的汤宅,大件行李已提前运往香港,只留下几个随身携带的小箱子,去纽约的飞机票就放在何琏的书桌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早上5点上飞机。夜已深,可何琏和汤飞凡都没有睡意,他们想到各个房间再最后转一圈。到了小书房,何琏请汤飞凡帮她把一张被挪动过的桌子抬回原处。刚刚抬了两步,突然“砰”的一声,汤飞凡把桌子撂在地板上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的精神不愉快!”何琏见况,便说:“那我们不走好啦!”此时,挂钟敲了11下,离他们要乘的飞机起飞时间只有6个小时。汤飞凡临时改变主意,与他共同生活20多年的何琏并不意外。在关键时刻,选择为国效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哈佛,秦瑟几次请他留下任教,他都没有接受;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英国雷士德医学研究所通知他必要时一起撤回英国,但他却报名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刚从战场上下来,他又接受了恩师颜福庆的委托,重建中央防疫处。这次,汤飞凡仍然选择和祖国在一起。
健客:感动!我感觉汤飞凡有大侠风范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云飞:哈哈,你是金庸的书迷吧。与其说汤飞凡是大侠,不如说是儒者,毕竟武力值不够哈。
健客:听说,对《礼记•儒行》,历史上有很多批评,认为是西汉时的作品,假孔子之名,非孔子之言。
云飞:嗯。中国当代哲学家熊十力没有特意辨析此篇是否为孔子所言,而是认可文章所述儒者具有的品行和态度,使其重回经典。不穷、不倦,不淫、不困,就是儒者对治学、实践,私德、公权的态度。
健客:是不是有点古板呢?
云飞:哈哈,“不敢以儒为戏”。其实,儒者不是做作的,教条的样子,而是立于天地间,做自己的主人,做负责任的抉择。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原中央防疫实验处为班底,汤飞凡回来了,并成为第一任所长。也许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当月,与首都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暴发了鼠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