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
沃森的同行及公众最无法理解的是,如此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多次执拗地发表种族决定智商的言论。英国心理学家贝斯黑莱姆在《偏见心理学》中说,种族偏见的本质是经济剥削。
健客:我觉得沃森有点像在“战争与细菌”中出场的多马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云飞:嗯,有这样一个说法:所有人类历史都可以从种族斗争的角度来解释。
健客:按说科学家应该用理性的、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克服偏见,为什么结果却恰恰相反呢?
云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按照贝斯黑莱姆的解释,偏见这种心理倾向带有强烈的主观好恶,偏见心理机制既不是单纯的认识论描述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逻辑规律描述的过程。种族偏见延续至今早已沉淀在深层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之中。
健客:太深奥了吧,另外,这和细菌八竿子打不着呀!
云飞:嗯,还是看看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细菌和复杂生命有什么关系?早在17世纪70年代,在自制显微镜下,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它们“小到令人难以置信;以我视野中能看到的估计,100个这样极其微小的动物排成一行,宽度也超不过一粒细砂;如果我的估计正确,那么一百万个加起来,也不会比一粒细砂重”,这也许是人类对细菌的首次描述。50年后,林奈把所有微生物不加区别地分地归入动物界蠕虫门。180年后,《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一半内容是对以往进化论的总结和延伸,另一半内容是达尔文的发现与思考。达尔文猜想早期生命来自“温暖的小池塘”,虽然他不认为当时的科学可以直接解释生命起源。对于基督教的“神创论”和林奈、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进化论就是一场革命。
从巴斯德发现发酵与酵母细胞的生命活动有关,到比希纳发现即使混合物中不包含活的酵母细胞,糖依然会发酵,生命就像是酶驱动的化学反应器,这对乳酸杆菌成立,对酵母也成立;对美女成立,对野兽也成立;细菌和复杂生物之间几乎没有界限。各种生物在大小、形色、代谢、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生物化学上得到了统一,并指向生命的起源。沃森与克里克发现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的意义在于,早期生命演化,如果不是从第一个生命开始,那么也许从自我复制开始。总之,进化论是不可或缺的灵感来源。
健客:这么串联下来,我觉得自己快要进化了。
云飞:哈哈,这就是进化论的魅力。
开始,进化论最大的敌人是神创论。神创论反驳进化论的几个焦点是:缺少过渡型化石、地球年龄问题、渐变难以产生复杂的结构、寒武纪物种大爆炸难以解释等等。但随着时间推移,考古证据的不断革新、遗传定律的破译、遗传物质及其分子结构的发现……不断证实生物进化是普遍存在的规律。尽管有些现象仍不好解释,但已经不能动摇进化论基本框架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神创论则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上不了大雅之堂。
真正让进化论举步维艰的,是进化论的一些推论。既然所有生物都是进化而来,那人是不是进化而来呢?虽然要接受人从猿进化而来,有点丢脸,但在各种证据面前,人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进化论的另一个推论,至今仍然让人难以接受。这个推论就是利他性无法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框架下进化出来;而野兽般的行为和本性,发生在人身上反而显得自然而然和理所当然。因此,有人说,在人的世界里崇高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在进化论的世界里完全不合情理。同情、互助、博爱,就像是多余的,因为这些行为很难提升自身的适应度。而且一旦我们承认进化是进步,种族主义者借口发动战争;资本家借口剥削工人;贵族借口制造不平等,似乎都合情合理。
比达尔文小11岁的斯宾塞被后人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是一个博学而长寿的学者,在教育、科学、铁路工业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涉猎,他出版了《心理学原理》、《第一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人与国家》等一大堆著作,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甚至因为文笔优美,在1902年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斯宾塞用“进化”替代了达尔文用的“演化”。“进化论”的广泛传播,给人一种感觉,以为生物向着更“高级”的方向“进化”。斯宾塞还创造了一些词汇,如“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这些词很漂亮,似乎也一语道出了自然选择的真谛。斯宾塞指出:社会中的无能者必然贫困,做事轻率的人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挫折,而那些懒惰的家伙则注定要挨饿,勤奋的人当然会占有更多的资源,愚蠢的笨蛋明显要被用来嘲笑。因此,斯宾塞不认为政府简单的救济政策对穷人会有什么本质上的用处。也许他真正想表达的是:“适者生存”引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会催促人们不断奋斗。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变得更加勤勉、自律、理性,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可以看到斯宾塞的良苦用心,其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似乎不坏。但从后来的事实看,建立在不完善的进化论基础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优生学,这一学派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优生学,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广博。他认为,既然自然界可以通过生存和选择来促使动物进化,那么通过人工干预岂不是可以加速人类进步!只要选出最强壮、最聪明以及“最适合”的人类,然后让他们繁殖后代,那么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赶上自然界亿万年的脚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高尔顿开始重新整理名人家谱,他分析了生活在1453年至1853年间的605位名人,然后发现其中有102位具有亲属关系:这意味着每六位成功人士中就有一位与其他人存在亲属关系。高尔顿预计,如果某位成功人士喜得贵子,那么这个孩子日后崭露头角的概率为1/12。相比之下,这个概率在随机选择的普通人中是1/3000。成功人士的后代“为了保持优势已经提前布局”,因此他们成功的概率明显增高。
健客:等等,每六位成功人士中就有一位与其他人存在亲属关系,这不是1/6的概率吗?怎么后面变成1/12,这是怎算的?
云飞:哈哈,还要考虑性别嘛。
健客:看起来挺严谨的。
云飞:看起来你没学过统计学。
健客:啊哦?!
云飞:这只能说明相关,不能说明因果。哎,说来话长,找机会慢慢聊。
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可是,很多人的财富是由父辈开创而来,并不能反映个人的能力。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认为,收入高的人是真正成功的人。
健客:现在社会上追捧创业成功人士,对官二代、富二代中的地痞流氓、泼皮无赖最为反感。原来高尔顿早就划出“道”了。
云飞:哈哈,是的。
但财富只是人为标准,生物圈只看谁能留下更多、更健康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可能出现一个讽刺的现象:拼命赚钱的人,留下的后代反而可能比较少,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后代反而可能比较多。优生主义者认为,这样会导致社会整体素质大大降低,他们甚至为此忧心忡忡。高尔基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他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
健客:这就和沃森的说法比较像了。
云飞:哈哈,哪有说爷爷像曾孙的。拿基因说事,只不过是给种族主义套上伪科学的外衣罢了,在西方称为科学种族主义或生物种族主义或种族现实主义。要证明“黑人天生智商低”,必须说明白人为什么进化出高智商基因,而黑人不行?种族智商差距为什么是基因遗传,且不可弥合?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于是,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推行他的主张。优生学理论在高尔顿的学生皮尔逊那里继续得到发展。皮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学科都有重大贡献,他是数理统计学的创立者。他对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学研究和社会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也算是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皮尔逊对他的师叔达尔文非常崇拜,把达尔文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救助者,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意义。通过对达尔文的高度肯定,皮尔逊把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个新层次是把自然选择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皮尔逊相信生存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但他严厉批驳了海克尔的观点,认为海克尔的弱肉强食理论会导致独裁和杀戮。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的人正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所以皮尔逊赞扬民主,理解社会主义。但皮尔逊认为进步的过程是充满了痛苦的过程。人类在荆棘之上艰难前行,一些落后的民族掉队了,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文明的正确路线,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在失败的同时,筑好了进步的阶梯,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血肉筑成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越来越远离原始野蛮的状态。皮尔逊的观点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但随着优生学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不少是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家,开始了疯狂的实践。
健客:对了,多马克就是优生学的倡导者。海克尔好像之前也提到过。
云飞:嗯,在《分类累吗》中。海克尔提出“原生生物界”,包括所有由低等生物(细菌、藻类、真菌和原生动物)。生态学概念也是他提出的。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然后进一步蜕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累赘,并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人曾无数次追问,为什么以理智著称的德国人会做出这种事?希特勒和纳粹党如此狂热于种族灭绝的动机是什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给出了答案。因为他坚信“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强者有权支配弱者”。在他心中,日耳曼人就是绝对的强者,因此可以对其他民族为所欲为。不仅如此,为了让“最优秀的人类占有地球”,“最高级的种族成为主宰民族”,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只允许血统纯洁且身体健康的人生育后代,二是要不断清除“劣等民族”,以保证人类不会被拖后腿。
正因如此,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得不跟进化论划清界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化论简直成为了学术禁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著名论断:我的观点是,成功的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常常会导致个体的自私性。然而,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滋生出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有限的”的字眼。尽管我们在理性上感到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倩,但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如果利他无法进化而来,那么充满残酷、暴力、斗争的霍布斯丛林反而更像是人类社会的本应有的面貌,而且这样反而可能更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与进步。正因为进化论推导出了这样一些可怕的推论,反进化论的思潮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实达尔文早已经察觉到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差异,也察觉到自己理论体系需要加以补充和完善,只是他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透彻而已。达尔文在《人类由来》一书的第二章中曾写道,“我承认我在《物种起源》最初几版中,也许归功于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的作用未免过分了”,“我相信在我的著作中这是迄今所发觉的最大失察之一”。
健客:哈哈,咱们的老祖宗早就看透了。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今天我算明白这句话了。
云飞:国学也许早已不是通往彼岸的航船,但始终是夜航中的灯塔。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其中是否蕴含了人道的演化?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十字路口,究竟我们能不能相信进化论呢? 20世纪美国掀起各种反进化论的运动。20世纪20年代,先后有37个州的议会收到了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议案,以1925年田纳西州通过的巴特勒法案最为出名,由此法案引出的“斯科普斯案件”被美国新闻界戏称为“猴子审判”,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重要话题。巴特勒法案明确规定:禁止田纳西的所有大学、师范院校和其它所有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无论这些学校是全部还是部分由州公立学校基金资助的,并且对违犯该项法案的行为予以惩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