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教子旧,万里出门新。天下师传道,方来友辅仁。——陈杰
1935年8月,方心芳从天津登船,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并于9月中旬到达比利时鲁汶大学。凡就读该校酿造学院者,要有化学工程师或农业化学工程师资格。方心芳没有这些头衔,因此要由院方特别批准。在等待批准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因有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的学历和天津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菌学研究室的履历,又发表了数篇研究报告,方心芳很快得到入学许可。
健客:好像有两个鲁汶大学?
云飞:嗯,这个说来话长。罗马教宗马丁五世于1425年12月9日诏令建立天主教鲁汶大学。初建时,适逢比利时国运昌隆,大学发展迅速。但随后比利时先后经历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荷兰统治。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爆发尼德兰宗教战争,鲁汶大学遭到严重破坏。1797年,鲁汶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占领,鲁汶大学及其学院建筑大部分被拍卖。拿破仑一世战败后,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将现今的比利时划归荷兰王国。1817年,国王威廉一世建立新的国立鲁汶大学。1830年,比利时从荷兰王国独立。1835年,恢复天主教鲁汶大学。由于比利时王国地处西欧心脏地带,历代均为交通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利时都未能幸免,鲁汶大学亦经历浩劫。1914年,鲁汶大学大礼堂和图书馆被德国人烧毁,三十万册书籍化为灰烬。战后在美国和国际组织资助下,重建图书馆,就是方心芳泡过的地方。不幸的是,二战中图书馆再次被焚。九十万卷书只剩下一万五千卷。1954年,鲁汶大学于比属刚果建立分校——刚果鲁汶大学。1960年,刚果独立,1971年,刚果鲁汶大学和其它两所大学被合并为国立萨赫大学。1968年,受政治影响,说荷兰语的教授和学生要求将说法语的人士赶出学校,两方发生严重冲突。当时的比利时首相博埃南不同意学校分裂,结果比利时政府中有八位弗拉芒族的大臣自主离职;博埃南不得不宣布辞职。新大选之后,比利时政府最终作出裁决:天主教鲁汶大学一分为二。1970年,天主教鲁汶大学正式分裂成两所大学:荷语鲁汶大学(KUL)与法语鲁汶大学(UCL)。前者留在原址,后者大部迁往新建的新鲁汶,其医学院迁往布鲁塞尔附近。现在的荷语鲁汶大学坐落在布鲁塞尔以东约25公里,小城鲁汶的中心,校以城命名,城因校闻名。它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镇子,在一个环内,全是古老的建筑,穿梭着朝气蓬勃的学生,教室和酒吧紧挨着,还有一排排的自行车。
进入酿造学院后,方心芳拜访了真菌学教授和菌学研究室主任,把来此学习酿造科学,以便改良中国白酒酿造技术的目的和盘托出。酿造学院虽然保存有几千株菌种,但来自中国的很少,双方一拍即合。经黄海社领导同意,方心芳先从霉菌和酵母菌鉴定研究开始,它们是酒曲中的真菌。同时把白酒酿造方法翻译成法文,以便沟通交流。边做研究边读书,是方心芳留学的任务。人家留学为了学位,方心芳不在乎有无学位,也没有花费时间去修学分,而是选择那些回国最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甚至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游学。他在实验室帮助教授做酶学实验,学习生物化学知识。他认为要想把真菌学学好,非有坚实的植物学基础不可,因此,按时去听一位老教授讲授植物学。他还对农产加工专业的课程也很有兴趣,经常前去旁听,增长见识。因为有较好的法语基础,学习上没有遇到太大困难。1936年2月开始,他先后分离出10余株霉菌,对其形态、生理进行观察,写出报告。他谨记魏嵒寿关于收集菌种的教导,经常在实验室做分离菌种的工作,并不断将收集到的菌种寄回国内。他还经常检查从国内带来的菌种,每隔几个月便要把这些菌种接种到新的培养基上,以免菌种死亡。1936年11月10日,他在信中写道:“我近对菌学兴趣甚深,诚愿将来将我社的发酵部分弄成国内的权威者,欲达此目的,除人员外,似应有大批的菌类备自己的研究,与供给国内其它机关以实验材枓,并与世界此道学者机关联络,俾得顾问与帮助,所以我将弄些Typical strain(典型株)寄回去。”
在比利时,他与上海劳动大学的同学秦含章异国重逢,分外亲切。后来的近60年中,他们的专业相近,志趣相投,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年后,方心芳通过鉴定菌种,发现了几个有新特点的根霉菌株,并写出报告,酿造学院授予他酿造师的资格。当时,他可以要求攻读博士学位,但他觉得两年的时间,与其在这里拿学位,不如多走些单位,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况且他出国的任务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回国改良酿酒工艺,兼之从酒曲中分离的菌种需要鉴定。为此,他写信给荷兰菌种保藏中心,希望前往学习和研究。1936年11月,得到荷兰方面的回复,欢迎他前往。在离开比利时前,1936年12月,方心芳又给国内寄回80余株菌种。先后寄回达数百株。此时他已经开始注意根霉菌的研究和菌种的收集。他给黄海社领导的信中提出对根霉菌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设想。
1937年元旦,方心芳从鲁汶前往荷兰巴恩。他无心看风景,因为要到著名的巴恩菌种保藏中心学习菌种鉴定。1937年1月5日,即开始工作。巴恩菌种保藏中心又称中央菌种保藏所,属荷兰皇家文理科学院。该机构成立于1904年,根据维也纳第11次国际植物学会议的决定,以收集真菌和藻类的培养物为任务,是欧洲最早的菌种保藏机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研究方向是分类学和系统进化以及真菌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功能,承担菌种出售和提供鉴定服务。该机构收集的培养物,约45%的来源来自于酿造食品、酒类、乳制品等人工制品中,55%的来自于自然界的土壤、水源、动物、植物、昆虫。其所长是荷兰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女教授,植物病理学家威斯特迪克,她是当时著名的真菌分类专家,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对菌种保藏事业十分投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访问亚洲,到过中国,对中国很友好。方心芳在她的指导下,对从国内带去的根霉菌种进行鉴定。在这个保藏中心保存着几十株经过鉴定的根霉,用这些菌株作对比,方心芳很快就鉴定出两个根霉新种,并且以《酒曲中根霉属的两新种》为题,发表在比利时学术刊物上。在1937年1月18日的信中,方心芳说:“近几日来我多在他们研究技术方面用心,虽细如制培养基事亦去详加考究,盖他们多是数十年经验者,动作方法都有其特别处,且他们与各国的学术机关往来,他们的一切都有一(标准)的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方法,不能与他们比较,所以有详查一切的必要。他们有千余幅的菌图,都是在同一条件下绘成,我们如照样去干,可以就图比较,便当多多。”在他寄回国内发表的《荷国中央菌类贮养所之过去及其现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该所的沿革和具体工作,对于菌种保藏,更是特别用心吸取先进方法与技能。例如关于试管接种技术,他在文中写道:“他接种的技术特别处是:(一)烧红的针先插入酒精中冷凉后接种;(二)棉塞不烧,而接种后涂红药水接管口。”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至今仍沿用这种接种方法。“每次每种菌,接种二管,且同时贮养二次的接种,换言之,即每种有四管同时贮养也。普通的菌类四个月换接一次,易死者,两个月一回。”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保藏组每隔3个月移种一次是常规工作,称为“大接种”,可能也是受其影响。威斯特迪克很欣赏方心芳的勤奋和认真,尤其赞赏他对保藏菌种的热心。为此,他被邀请为该中心的国际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时推荐了戴芳澜和钟心煊两位比他年长且在美国留过学的专家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健客:一回生二回熟。戴芳澜和钟心煊,这两位算是熟人了,尤其戴芳澜,心交已久。
云飞:嗯,推贤荐能方显大师心胸。
方心芳在荷兰的短暂停留对其科研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的菌种保藏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年以后,方心芳回忆欧洲往事,常常提及和感谢威斯特迪克对他生活上的关照和业务上的帮助。1937年1月,方心芳到代尔夫特访问,因为当时荷兰菌种保藏中心的酵母菌保藏在那里。他和微生物学家,代尔夫特学派的中坚人物克鲁维建立了友谊。克鲁维希望了解中国,并愿意开展学术交流,送给方心芳许多酵母菌种。方心芳在这里首次见到振荡培养装置。这种设备今天已经被几乎所有大小微生物学实验室采用,称为“摇床”。
健客:没听说过代尔夫特学派。
云飞:荷兰是列文虎克的祖国。自20世纪初开始到30年代,在列文虎克的故乡代尔夫特有个著名的微生物学研究集体,由于贝叶林克等微生物学家的出色工作,荷兰的微生物学研究居全世界前列,并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形成代尔夫特学派。他们鉴定酵母菌,扬弃了过去单纯采用形态学特征的分类方法,改以糖类发酵和同化实验为主要依据。这个后面慢慢聊。
1937年1月下旬,方心芳结束了在荷兰的进修,回到比利时。他决定立即去法国巴黎大学季也蒙教授处进修酵母菌分类,但因实验室无空位,要求方心芳3月10日以后到达。期间,方心芳访问了英国。在动身前,他又将在荷兰获得的菌种,连同在鲁汶收集的共计100株菌种寄回国内,并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交代注意事项。
1937年2月中旬,正是中国人欢度春节的时候,方心芳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伦敦。从他1937年2月13日的信函中推测,他访问了雷斯特里克,后者是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生物化学部的教授,从1917年开始研究微生物代谢产物。以微生物应用为使命的方心芳,自然有许多问题向他讨教。他还访问了利斯特预防医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系主任鲁宾孙教授,因为读过他写的《发酵生理学》;参观了设在该所的英国菌种保藏中心。在伦敦,方心芳遇到正在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合作研究的汤飞凡。这也许是他们首次见面。十几年后,他们成了新中国微生物学界的活跃分子,共同为我国微生物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那是后话了。
健客:汤飞凡啊!《细菌传》中有他的传奇故事。
云飞:嗯。
1937年3月中旬,方心芳来到巴黎大学植物学系季也蒙教授实验室学习酵母菌分类鉴定。季也蒙当时已经年过花甲,是著名酵母菌专家,方心芳在上海劳动大学做关于酱油醪中酵母菌研究时,经常参考的一本关于酵母菌分类的专著就是季也蒙编著的,他早已成为方心芳未谋面的老师。季也蒙于1935当选法国科学院植物学方面的院士。在季也蒙的实验室,方心芳集中精力鉴定从中国带来的酵母菌。这些酵母菌都是从中国的酱醪或酒曲中分离的,分别被用中国地名命名为吴凇酵母、江湾酵母、东阳酵母、临颍酵母和绍兴酵母。在3个月的时间里,方心芳顾不上参观卢佛宫或巴黎圣母院,他对这5株酵母进行了仔细的鉴定,并写成法文报告《中国酒曲中几种酵母菌的研究》,于1937年在创刊不久的《真菌学评论》上发表。尽管这些论文今天早已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论文库中,但是,有心人会发现,中国学者用实验报告在西方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发酵食品中微生物,是从魏嵒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腐乳中毛霉开始的。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后期,中国传统发酵食品的丰富内涵,才开始被西方逐步认识。在法国的进修约两个月后,方心芳又到德国参观访问。在那里,他购买了济查关于毛霉分类的专著。1937年4月,方心芳到达丹麦哥本哈根嘉士伯实验室,在尼尔森教授的指导下研究霉菌及酵母菌生长素。
健客:唉,我出国购物,人家游学购书。
云飞:读书人啊!当年,法洛游学欧洲也是购书狂。宋末元初的陈杰,深谙游学之妙,作《送七侄游学》,其中两句“一经教子旧,万里出门新。天下师传道,方来友辅仁。”用在方心芳身上再合适不过。
设立在哥本哈根郊外的嘉士伯啤酒厂,于1847年由酿造师雅科布森建立。1883年该公司的汉森发明了一种酵母菌纯培养方法,精明的雅各布森为汉森申请了专利,并赠送嘉士伯酿酒酵母菌种给其它啤酒厂,结果很快引发啤酒工业革命。雅各布森本人因此获得巨额专利收入,成为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嘉士伯实验室因此建立起来,并造就许多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在啤酒酿造中几项全行业普遍采用的基本技术,例如蒸汽灭菌、冷冻技术等,均出自该公司。嘉士伯实验室的酵母菌研究,在当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方心芳不远万里前来取经的原因。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说:“1937年在嘉士伯研究所工作,仔细查考了该所过去50年的研究方向和重大成果,了解了在该所成名的大科学家Sørensen、Hansen和Winge的事迹。这些经历给我很深的印象。”
健客:等等,Sørensen、Hansen和Winge都是谁啊?
云飞:嗯,科学家的记录讲求准确,科普读物宜化繁为简,应译尽译,这样才易读易记易联系。如果读《真菌传》能像读小说、散文那样,在紧张刺激、优美隽永中,领略科学发展的精彩,我心足以。Sørensen即索伦森(1868-1939),建立酸碱度概念;Hansen即汉森(1879-1909),首创用纯培养酵母菌生产啤酒;Winge即温格(1886-1964),被称为酵母菌遗传学之父。因为科研实力雄厚,嘉士伯啤酒才在全世界占有相当地位。
方心芳在嘉士伯实验室的课题是研究酵母菌和霉菌生长对某些微量生长因子(当时称为生长素,今天大多数被归在维生素中)的需要,他学习了许多新的实验方法。通过细致的实验,1937年,尼尔森等以《酵母菌及霉菌生长素的比较实验》为题在《嘉士伯实验室报告》和《植物》两个刊物上发表论文,方心芳是第三作者。几年后,方心芳在国内发表关于酵母菌生长素的论文。
1937年7月8日早上,方心芳照例在上班前来到食堂吃早餐,一位丹麦朋友拿着当天的报纸告诉方心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天安门图片,得悉19路军在卢沟桥奋勇抗击日寇侵犯,方心芳为危难中的祖国心急如焚。方心芳原来计划是7月12日到荷兰海牙参加“第五次世界农村工业年会”,但是国内全面抗战势必持久,交通肯定受阻,到时没有经济来源,孤悬海外,日子不好过。更重要的是,天津离北京很近,黄海社难免沦陷,撤退需要人手,黄海社人员不多,他义不容辞要去尽一份责任。另外,上有老,下有小,同样要回去照顾。于公于私,为国为家,方心芳毅然束装就道,提前回国。
1937年8月,方心芳从哥本哈根回到比利时鲁汶,取回寄存在那里的行李书籍,立即直奔法国马赛,登上到香港的海轮。从马赛出发,向东横渡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出红海,进印度洋,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迢迢8000多海里。方心芳每天从船上无线电广播中了解抗日战事,“8.13”日寇侵犯上海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方心芳抵达香港,已是9月中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