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呈英豪
端起了长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光未然
正当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蒸蒸日上,戴芳澜领导的病害组硕果频出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前,在“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22岁的中国共产党员、清华学子蒋南翔起草《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不到两年,北平城再也放不下一张书桌,当年的呐喊也已抗日救国、民族独立的号角。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声明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加紧进行侵华战争,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12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命令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完成在通州、顺义和天津的兵力部署。15日至17日,日本参谋本部又相继提出《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
清华校长梅贻琦恰好在7月6日离开北平去江西参加庐山谈话会。事变后,关于园内经过情形,皆由同人通信相告。7月10日,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校长。“教育部周次长急转梅月涵校长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潘光旦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任学校教务长,沈履是清华大学秘书长,二人事变时均在学校,负责维持校内秩序。学校“……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但在日军“不扩大”的烟幕下,人们在观望、判断事态的程度和发展走向,并对事件的和平解决报以希望。校内秩序如常,他们并没有急于催促梅贻琦返校。
健客:庐山谈话会是什么会议啊?
云飞: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谈话会,听取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时住清华校内,7月8日、9日、11日、12日均闻炮声。他在13日日记中写到:“于9:00入城。……乘2:00汽车回校。3:00抵宓室,觉其凉爽静适,真如仙境。蝉鸣鸟语,亦至可悦。念时世之危难,战事之紧迫,如此佳地,如此清福,又岂可多得?”表面的平静难掩内心的忧虑,临到失去,最生眷恋。面对局势的急剧恶化,清华的临时负责人采取了应对措施:
第一,国难当头,呼吁政府坚决抗战。7月15日,沈履、潘光旦等联合北平其它大学负责人密电参加庐山会议的蒋梦麟(北大校长)、胡适、梅贻琦等,要求中央与华北地方政府协调一致。“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要求他们“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16日再次联合北平其它大学教授共21人密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请他转达,要求政府坚决守土抗敌,直到日军退出。“张岳军秘书长转谈话会诸公公鉴:学密。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不胜祷切。”
第二,通报局势,商议如何保证学校安全。7月14日当晚9~10时,潘光旦、沈履在工字厅召集了谈话会,由沈履等报告连日谒见秦德纯(北平市长)等所得消息。“大致日军决意并吞华北,大战即在目前,而二十九军决志牺牲抗敌,云云。又讨论校防事。”
第三,急请梅贻琦校长回校。7月14日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教育部办公处急转梅校长月涵钧鉴,和平望绝,战机已迫,盼急设法绕道正太平绥反校。”
第四,大战在即,7月15日,清华提前发七月份薪金,以利教职员决定行止。
在全国各界人士抗战呼声的推动下,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加紧进行,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谈话中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项要求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坚决立场。但在谈话中又说:“我们的态度只是迎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使馆,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之意。“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协商,俾得适当之解决。”庐山谈话和国民政府的照会,重申了中国采取的自卫立场,并提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的办法。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已的应战,仍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要求通过谈判解决事件,都不能改变日本确定的扩大事态的方针,日军继续发动攻击。27日,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当时北平流传一句话,“铜打铁罗汉,难过6月23”,农历6月23是阳历7月30日,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记述了这句话的应验,摘录如下:
二十六年(1937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还平静。28日那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健客:什么叫“铜打铁罗汉”?
云飞:不懂!据说是日本人贴的标语,心理战或者密谋已久吧。1915年,山西地裂现出刘伯温碑文,有这个说法。“若要过了大劫年,就是时间不老仙,就是铜打铁罗汉,难过十月廿三,任你银铜铁罗汉,除非善事能保全……”1945年10月10日,侵华日军在北平故宫投降。这次北平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15个受降仪式中规模最盛大和隆重的,远远超过9月9日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这一天,北平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到处人潮涌动。当时北平人口约200万,有近2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典礼在10月10日上午10点10分正式开始,景山山顶上军号长鸣,太和殿主会场礼炮响起。你看,“铜打铁罗汉,难过十月廿三”似乎也能应验。
朱自清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听着炮声猜测时,三千多日军在飞机、战车、火炮掩护下,向第二十九军军部发起进攻。副军长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赵登禹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日军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9岁。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火海,日军将炸弹投向位于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这样写:“在7月29日夜里两点多,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健客:《京华烟云》好像是小说吧?
云飞:《京华烟云》是林语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在巴黎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战爆发近半个世纪中国冲突跌宕的历史风云,表现了封建王朝、官僚政治、吃人礼教的腐朽没落,民主意识不断高涨,民族意识迅速觉醒的历史。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到其创作动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1975年,林语堂凭借《京华烟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健客:小说当得真吗?
云飞:22岁的爱波斯坦保存了一份当年日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记录了各国记者与日军发言人的问答:
记者: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发言人: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
记者: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
发言人: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记者:你怎么知道?
发言人: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的。
记者: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发言人: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健客:爱波斯坦好像听说过,但印象不深。
云飞: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反犹狂潮中,爱泼斯坦一家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是1917年。1920年,又从哈尔滨迁到了天津。如果说在哈尔滨,爱泼斯坦的世界是俄国式的;那么在天津,爱泼斯坦的世界则变成英美式。他家在英国租界,他最擅长的语言从俄语变成英语,看的电影从俄语变成英语。大约从记事起,爱泼斯坦就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幸运的是,1931年,不满16岁的爱泼斯坦加入《京津泰晤士报》,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0岁左右,他成为两个英文刊物的兼职撰稿人,一个是由斯诺创办的北京杂志《民主》,一个是由宋庆龄幕后支援的上海杂志《中国呼声》。这段工作经历,使斯诺和爱泼斯坦成为挚友。大约是1937年7月末,32岁的斯诺和22岁的爱泼斯坦还干了一件足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名的“好人好事”——帮助邓颖超等人返回延安。当时,邓颖超正在北京治疗肺结核。事变后,邓颖超迫切需要即刻返回延安。为此,她找到了曾在延安见过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专程护送,经铁路从北京到天津,在日本人严加盘查下,一路有惊无险,然后找到爱泼斯坦,请他帮忙购买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当时,爱泼斯坦并不认识邓颖超,只知是中共领导,但他没有犹豫,买到了去上海的客轮票,并亲自护送邓颖超等人在一片炮火中离开天津大沽口。这件事,爱泼斯坦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直到1973年10月19日。遵照斯诺遗嘱,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那天,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由邓颖超主持,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京大学师生参加了安葬仪式。期间,邓颖超主动走到爱泼斯坦面前,说起天津脱险那段往事,说话声音很大,似乎是故意的,就是要让周围人都听到。当时,爱泼斯坦刚从监狱出来,身份还比较敏感,很多人不敢和他接触,邓颖超此举是为了打消其他人的顾虑,让爱泼斯坦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南开大学被炸后又为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7月3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举校南迁,这是一次长征,长征的方向是南下,长征的主角是一群书生,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三所大学在湖南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学,这天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1938年2月,再迁昆明,4月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大部分教师及眷属、女生、和体弱的学生沿粤汉路经香港、越南,渡海进入云南;另一条路线是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此外,还组织了近300人的步行团,沿湘黔公路进入云南。现在已无法确知戴芳澜夫妇选取的路线,只知道他们没有参加步行团,也没有渡海,因此很可能走的是陆路。
戴芳澜与农研所同仁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开始随联大理学院一起暂驻城西的昆华农校,分别租住在附近的民居。5月1日联大在昆明、蒙自两地开课。农研所没有教课任务,估计也应该开始研究工作了,基本工作是调查云南农作物病害。1939年夏,迁往大普吉村新建的校舍。
健客:大普吉村在哪啊?
云飞:大普吉村位于昆明西部玉案山和北部长虫山之间,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地的北端。离城约七、八公里。有人解释说,“普吉”是彝语的音译。“普”指庙,“吉”指岔路口,意思是“岔路口有庙的地方”。这里原来有个岔路口,向西北通往富民县城和禄劝县,向东北通往散旦和款庄。据曾经在此生活过6年的娄成后院士回忆说,那里每9天开一次农村集市,是他们采购柴米油盐的地方,因此他称它为大普集。那里原有个小村庄叫大普吉,离它不远处是1912年建立的属于省立农事实验场的果树园,1939年前归省建设厅管理。清华为农研所与金属所、无线电所新建的校舍是在果树园的范围内。当时叫做“清华三所”,不过农研所的虫害组一直设在城里,没有迁来。
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全世界都很少有这样一所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边迁徙,一边办学。在山野沟豁,在田野村庄,在乡间土路,在茅草房昏暗的油灯下,学生们刻苦读书,教授们辛勤教学。论及这一段历史时,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说:“毛泽东率领红军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类,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此后是八年患难,因此这次长征就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
今天开启新的一章,主要讲8年抗战期间,中国真菌学家如何负重前行,同时,美国科学家取得哪些跟真菌有关的成就。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除夕联欢会上朗诵此作,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创作《黄河大合唱》;同年3月,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于3月31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成为其最重要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大型合唱声乐套曲。这部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独立的战斗号角,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下一篇,我们聊聊西南联大的校长和校歌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