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
张心一比邓叔群大5岁，1914年进清华，比邓叔群早1年，求学期间名张继忠。那年，继忠在兰州中学上初一，恰逢选拔甘肃籍学生到清华读书。
健客：之前讲过，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
云飞：嗯。按照有关协议，清华的留美预备学生要从全国各省选拔，名额依照承担款项的多少，按比例选拔。甘肃贫穷落后，负担的庚子赔款数量不大，只分到一个名额。
按照要求，选拔的学生年龄必须在11岁到13岁之间，同时必须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在兰州，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学生非常难找，尤其是学过英文的学生非常少。机缘巧合，继忠学过一点儿英文，脱颖而出。由于家境贫寒，他根本没钱乘车，于是，自带干粮，徒步跋涉32天到达清华。复试时，因英语不及格，且超过规定的入学年龄而不能录取，后经据理力争，并说明是步行来京，感动了主考人，允许试读半年。半年后英语小考及格，他才成为正式学生。在校期间，继忠与黄方刚、潘光旦、梁实秋、闻一多等交好。他们在学习上鼓励他，在生活上帮助他，特别是黄方刚，比继忠小3岁，是黄炎培的长子，为人谦虚、厚道，且国文、英语、算术样样都学得很扎实。继忠在清华8年，除完成各项功课、打好英语底子外，为探求人生目的和道路，还研究了中国诸子百家和佛教、基督教的理论、伦理道德，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与民族和解的民族观。他投身五四运动，被反动军警拘留10多天。此后，他更为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以革新时务为己任。他在“校役夜校”义务教课，还兼任过一年校长，帮助扫盲。他参与创办“厚薄社”，自嘲“天性欠厚，脸皮欠薄”。天性欠厚就是说自己天资不足，要努力发奋学习，传承荀子“用心一也”的治学思想；脸皮欠薄就是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不讲情面，不作老好人，遇不合理言行，立即批评，反对虚伪客套，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探索救国之路。他参与创办“新农会”，相约将来学成归国，为改进祖国农业而干一番事业。1921年，清华学生会组织“学生法庭”，他任检察长，主持公道。
1922年夏天，继忠赴美留学途径上海，与同学一起去黄方刚家，聆听黄炎培教诲。聚餐时，黄炎培和大家一一碰杯后就先出去了，把空间和时间留给年轻人。酒至半酣，走进一个穿着淡绿色衫裙的少女，黄方刚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妹妹黄路给各位行礼来了。黄路欢快地走过来，大大方方地深鞠一躬说：“大哥哥们好！”莞尔一笑，转身离去。黄路走后，黄方刚继续向大家介绍说，姑父去世早，没有儿女，大妹过继给姑妈，取名张全平。
在留学的日子里，继忠牢记清华教导，在美国要做好“国民外交”，要为中国人争气，应以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者自居，不骄傲，不自卑，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儒道哲学、世界大同的理想和中国的农业情况，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改变看不起中国人的偏见。在校学习之余，人家骑车郊游、购物，他骑车去农村看农活。他还利用假期在威斯康辛大学学遗传学，在密执安州实习森林材积测量，在怀俄明大学学习羊毛加工处理。立志要在祖国的土地上，建立牧场、农场和林场，让祖国变得美丽、富饶。
1925年，继忠从衣阿华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当时，“新农会”的同学相约回国创办大农场，但又深感没有经营大农场的农业经济知识，于是，共同推举他在美国继续学习农业经济。继忠欣然接受，同年，他和邓叔群一起进入康奈尔研究院……
1926年，继忠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系主任华伦教授引荐参加美国关税委员会的5人调查小组，到日本和中国调查出口大豆的生产运销成本，作为厘定关税的依据。但到达汉口后，他被北伐军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所感动，辞去调查小组的工作，放弃读博的机会，留在上海工作。1927年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此后7年，历任农业经济系副教授、教授，并兼农业推广系主任。1929-1932年期间，他还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农业统计科长。
健客：又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啊，戴芳澜、邓叔群都曾在此执教。
云飞：嗯，金陵大学农学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农业院校。还记得乔启明吗？
健客：好像有点印象，记不清了。
云飞：在《细菌传》中，讲了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故事，借以说明抗生素对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作用。
健客：想起来了。
云飞：继忠和乔启明都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黄路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继忠在女生700号房宿舍找到了黄路。自此，每个星期六他都到黄路那里去，星期天就陪黄路和她的同学到野外游玩。放假后，他把黄路送到上海，开学时又去上海接她。行李和车票都由他帮办。他由一个大哥哥的责任，慢慢的转化成了对她的爱。他爱她的温柔、秀丽，更爱她对每一件事的执着。四年相处，两情相悦，继忠终于向黄路表白：“我爱你。以后我就一心不二，一辈子对你好，以后我就叫张心一……”
在心一与黄路结婚这件事上，黄炎培始终予以支持。当时家里人反对，黄炎培一方面给家里人做工作，另一方面给黄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路路，你和张心一要结婚，我希望你考虑以下事实。张心一的家在西北边陲很远的甘肃，那里是民族复杂的地方。他是一个贫苦农家出身的人，自幼过着吃苦耐劳的生活。我们两家不管从经济条件，还是从文化教养和社会环境各方面相差都是很悬殊的。他是准备一辈子艰苦奋斗，治理西北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的，你要慎重考虑能否跟他吃苦耐劳，过一辈子艰苦生活？能否适应西北干旱贫困的生活环境？如果你要跟他结婚，希望你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白头偕老，永世不渝。至于家人的意见，我会说服他们的，关键是你自己要有主见，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半路后悔！”
黄路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6月25日，心一和黄路的婚礼就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礼堂举行。之后不久，心一要到西北调查，西北地区交通不便，荒凉偏僻，黄路执意要与心一同行。心一再三劝阻，黄路对心一说，就是有再大的苦，我也吃得，我在嫁给你的那一天，就把你和我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将永远跟着你。
坚定专一的治学思想使心一学术成果颇丰，如《中国人口的估计》，首次估计当时中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得到了社会公认。
健客：这个数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云飞：嗯。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
心一撰写的《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资料》和《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全面研究我国近代租佃制度、粮食问题较早的论文之一。1933年，《中国农业概况》一书出版，心一以较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全国25个省农业基本情况，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被称为“张心一数字”加以引用，被认为“不但是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好的农业估计数值”。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中国小麦下种时季的研究》论文，首次划出中国春麦、冬麦的分布界线和各地小麦播种期，还把24个节气同阳历联系起来，每月固定上旬为一个节气，下旬为另一个节气，并编成《二十四节气歌》，广为传播，指导农业生产。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因失去大豆出口的外汇，出现大量贸易逆差，想通过发放农贷，发展丝茶桐油及粮棉生产，扩大出口，降低贸易赤字。1934年，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邀请心一为中国银行办理农贷。心一考虑到调查、教书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办农贷才可发展生产，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于是离开了金陵大学，担任中国银行农贷稽核兼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关于心一，梁实秋有过一段素描：“还有一个是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我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一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烂。在校时外出永远骑驴，抗战期间一辆摩托机车跑遍后方各省。他作一个银行总稽核，外出查帐，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他的轶事一时也说不完。”据说，心一是梁实秋和子女谈论最多的人之一，甚至到了“轰雷贯耳”的程度。
1938年，心一在汉口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认识了路易·艾黎。心一力荐，中国银行同意，每年以1000万贷款给各地工业合作社帮助工业生产，从那时起，他与艾黎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健客：好像听说过艾黎这个名字，印象不深了。
云飞：嗯，在《细菌传》第五章出现过。“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特别是各地工业毁于战火，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难民流向后方，生活极端贫困。面对此情，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从陕北解放区来的美国友人斯诺商议筹划如何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需物资的生产，支援抗战，并推举当时在上海市工部局担任工业科长、新西兰人艾黎为筹建召集人。工业合作运动迅速兴起。在1939年至1941年间，艾黎先后两次见到毛泽东，通过国际援助，有力支持解放区的生产建设。
2017年4月21日，新华社播发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回信，充分肯定中国工合及艾黎先生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要求发扬传承工合精神——“努力干，一起干”，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1940年冬，心一出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这职务不是他谋求的，是行政院事前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安排的。他曾一再坚辞，但终未获准，不得不前往赴任。并决心以“要做事，不要做官”的精神，为家乡人民办些好事。
上任之后，履行改革：
首先，实行政企分开，取消厅局官员插手管理企业的职权，由各企业组织董事会、理事会管理，消除了建设厅官员以权谋私的弊端。甘肃干旱缺水，他认为建设甘肃的基础是发展水利和林牧业，于是创办水利林牧公司，同时举办了经营轻工业和建筑业的兴陇公司、水泥公司、矿业公司等一批地方企业。
其次，大量引进省外资金和人才来办甘肃自己力所不逮的事业。如水利林牧公司就是向中国银行贷款500万元，省内发行水利公债1000万元以取得抵押现金500万元。就是说，甘肃自己一点现金没拿，便集资1000万元资金办起了水利林牧公司。
在他任内办理各种建设的事业费、投资、贷款共约38亿元，其中本省自筹的不过1/10。他还利用抗战期间技术人员聚集重庆不能发挥特长的机会，邀请不少人到甘肃参加建设，缓解甘肃人才紧缺的困难，邓叔群便在其中。因为从骨子里，他们就是一类人，都认同并身体力行：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大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大成就。果然，邓叔群欣然同意。于是由甘肃省建设厅与中央研究院签约，借调邓叔群到甘肃工作5年。好事多磨。正当邓叔群全家准备好行装，买好飞机票，要动身时，重庆国民政府刚成立的农林部部长陈济棠因为得知邓叔群在西康的工作，要求他出任该部下属的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一贯厌烦官场的邓叔群坚决推辞，并告知已经订好机票，即将启程去西北。然而，农林部立刻通知中央研究院，把他的飞机票退掉，并通知他，为了不影响他原来的计划，决定把中央林业实验所设在甘肃，在重庆设办事处。在农林部恩威并施下，邓叔群极不得已，只好同意替林业实验所在西北做些筹备工作。可是不久后，林业实验所却设在重庆歌乐山，甘肃只是工作站。这个结局也许邓叔群早就预料到了吧。1941年冬，沈鸿烈接任农林部长，批准了邓叔群的辞职请求。
邓叔群来到甘肃，心一委任他在水利林牧公司主持林业部门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共同投资合办的。邓叔群申明，他是为林业而工作，为保护黄河上游的森林而工作的，若经营林业获得效益，必须用在发展林业上。邓叔群一面到甘肃南部洮河上游、白龙江流域和祁连山区考察选点，开展天然林经营试验研究工作；一面帮助甘肃省农业实验所规划兰州市黄河两岸的绿化工作。
兰州市是黄河流域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大城市。两山对峙，黄河中流。古城兰州就坐落在这崇山峻岭怀抱的河谷盆地之中。北岸称白塔山，南岸称皋兰山（据说兰州的名称即来自此山）。由于西北常年雨水稀少，植被很少，当年这两座山上是光秃秃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兰州人民就探索开展人工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清道光年间，兰州绅士雇工在皋兰山顶三台阁周围“挖窖引水，栽树成阻”，这是南北两山造林之始。1918年4月，在五泉山，举行甘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植树典礼，并栽植杨柳。1926年，将五泉山一带新植林地命名为“中山林”。1941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开始造林试验研究，挖鱼鳞坑、水平沟，植树种草，以侧柏、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为主要树种，共植树30余万株。而这种造林策略，是邓叔群提出的。
健客：不明白，鱼鳞坑、水平沟是什么意思？
云飞：鱼鳞坑、水平沟是整地方法。鱼鳞坑整地对地表植被破坏较小，是坡面治理的重要整地方法，尤其坡度较大，一般情况均超过30°，并且地形又比较破碎，宜采用鱼鳞坑整地。具体操作是：在山坡上按造林设计，挖近似半月形的坑穴，坑穴间呈品字形排列，坑的大小常因地形和栽植树种的不同而变化，一般坑宽（横）0.8～1.5m，坑长（纵）0.6～1.0m，坑距2.0～3.0m。挖坑时先把表土堆放在坑的上方，把生土堆放在坑的下方，在坑下沿用生土围成高20～25cm 的半环状土埂，在坑的上方左右两角各斜开一道小沟，以便引蓄更多的雨水。
水平沟整地是沿等高线挖的一种整地方法，水平沟的断面以挖成梯形为好，宽约0.6～1.0m，沟底宽0.3m，沟深0.4～0.6m；外侧斜面坡度约45°，内侧（植树斜面）约成35°，沟长4～6m；两水平沟顶端间距1.0～2.0m，沟间距2.0～3.0m，水平沟按品字形排列。为了增强保持水土效果，当水平沟过长时，沟内可留几道横埂，但要求在同一水平沟内达到基本水平。
健客：这些整地方法有效吗？
云飞：邓叔群的主张得到心一的赞同。一直坚持在兰州从事林业工作的甘肃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张汉豪在上世纪90年代著文认为，“这种方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在全省同类地区普遍推广应用，成效显著，邓教授的这一创举给甘肃干旱荒山造林绿化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1942年8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西巡视察。据有关记载，蒋介石视察兰州时，登临省政府后花园北城墙上的拂云楼，看见黄河滚滚东去，甚是壮观，可南北两山光秃无树，就问省主席谷正伦，为何不在山上种树，如此光山秃岭岂不怕苏美友人耻笑吗？谷正伦等人回答说，山坡干旱缺水不能种树。蒋介石用望远镜看到皋兰山东侧珠子山的大榆树，说那样高的山顶，都有大树生长，为什么说山坡干旱就不能种树呢？在谷正伦和心一等人陪同下，蒋介石视察了徐家山种树种草试验，对绿化荒山，颇感兴趣，并连连点头称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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