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唐）
1945年8月14日，日军要投降的消息已经在昆明传开。8月15日的深夜，住在附近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带着扬声器，来到大普吉村的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大声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任农业所助教的姜广正在多年以后对那一夜仍念念不忘。另一位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国鼎这样记述：“这一天适值学校暑假，又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正漫步在昆明市中心的正义路上，在呼啸声中听到从一辆在马路中疾驶而过的吉普车的扬声器里传出这个消息。接着四处发出跳跃的欢呼声，紧接着从不同方向传来相继不断的鞭炮声，人们拥挤街头，额手称庆，果真是日军投降，我们胜利了！我快步奔回宿舍——拓东路联大工学院盐行宿舍，还不到门口，就听到宿舍内通道四面八方的敲打面盆、牙缸、木栏杆等混杂不清的声响，连带着欢呼和掌声，闹成一片，抗战胜利画了句号，大家喜形于色，忘乎一切了……”闻一多在得知日本投降后，喜不胜收，当天便前往住处附近的龙泉镇，剃须以示抗战胜利的喜悦。
胜利了！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心思定，西南联大师生无不翘首盼望早日北上，返回日思夜想的校园，重建学术的热情在胜利的氛围中日益高涨。8月23日，校常委会议决设置“联合迁移委员会”。戴芳澜年谱这样记载：1945年，53岁，日寇投降，准备复员北京，开始整理在云南的工作成果。内迁各高校积极准备复员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早在1940年，《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明确指出：“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几均集中于京沪及平津等地，院系之设立亦未能尽与国防计划相符，战后各校均迁至西南西北各省，俟抗战军事成功后，专科以上学校设置区域，应依国家总复员计划，统筹规定，分别迁置，以利国防，并将各院系按照国防需要加以调整，其农工商医各学院以分区设置为原则。”如果按照院校意愿，所有内迁学校完全撤回原址，那么战时形成的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格局又将退回战前水平，不合于建国需要。院校回迁导致的教育真空，甚至可能摧毁初见起色的内地教育事业。
健客：怎么剃须也拿出来说事呢？
云飞：说起闻一多的胡子，可大有来头。由于抗日局势恶化，1938年2月中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往云南昆明搬迁。共计336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最后于4月28日抵达云南昆明。因为路途遥远，筚路蓝缕，没条件剃胡子，闻一多便蓄起了浓密的大胡子。他对自己的新造型也很满意，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颇为骄傲地说道：“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友兰）的最美。”到达昆明后，学生们半开玩笑地说：“闻先生该刮胡子了。”闻一多听后不以为然，朗声说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学生们都以为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闻一多先生却认了真。他的胡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7年多时间，他只是稍微修整边角，但从未剃掉胡子。
健客：说说复员吧，现在称军人退役为复员，那时不是这个意思吧。
云飞：其实复员有两个意思，一个常用，即军人因服役期满或战争结束而从部队回到地方。另一个不常用，即武装力量和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状态。也许岁月静好久了，复员的这个基本释义，反倒忘了。
8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复员计划委员会推定黄炎培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决定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邀请各界代表共商教育复员大计。此次会议关系到战后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致力于重建被战争摧残的教育事业，希望为即将开展的建国大业奠定坚实的教育基础。说到建国，9月1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师以及社会各界1200余人联名发表《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为开展建国工作提出六点主张。9月20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会场正式举行。会议由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主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推选为副议长，与会代表政学各界300余人。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员问题、收复区教育的复员与整理问题、台湾地区教育的整理问题和华侨教育的复员问题进行分组审议。其中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员问题，尤其是大学去留和均衡分布之间的矛盾，成为善后复员会议讨论的焦点。
会议首先确立了善后复员的基本立场，即“复员”不是 “复原”。这并非简单字面上的纠缠，而是涉及到大学机构的有无和均衡格局的存废。学校层面上，“复原”意味着恢复旧址旧制；国家层面上，“复员”则需要打破旧有结构而开创均衡合理的新局面。两者之间如何调和，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学校关注存亡赓续，国家侧重社会需要，这些都在会议提案中得以表达，呈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和制度设计。
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员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校的迁留、师资的去向、设备的处置等方面。战后高校无不热切期待返回旧址。残破的校园需要重建，中断的传统需要延续，这种感情构成了内迁高校师生的共同愿望：胜利还乡。此间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高校复员后内陆地区文教事业怎样保存及如何发展？作为战时后方的云南，地方政府认为复员之后，外籍教师多数将返土重迁，进而导致云南各地师资紧张。为避免此情形发生，云南省教育厅提出《请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留昆单独设置并加扩充以适应滇省今后中等学校师资之迫切需要案》，建议国立西南联大回迁后在昆明单独设置联大师范学院，并根据云南地方需要加以扩充， 从而缓解云南中等学校师资恐慌。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上强调，教育问题是建国时期的基本问题。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将建国工作与教育设施相互配合，努力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其中， 西北与西南将是此后需要重点开发的区域。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蒋介石指示：各校不要匆忙搬移，“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学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他还宴请与会代表，梅贻琦“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9月底，面对可能爆发的内战危机，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10月1日由交通部电信局发出。
健客：正值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真忙啊！
云飞：哈哈，让蒋介石忙的可不止这一件。在谈判桌下，蒋介石企图用军事压力逼迫毛泽东在谈判中屈服。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毛泽东早已预判了他的预判，运筹帷幄，上党战役取得胜利。蒋介石在日记中以“脑筋深受刺激”表达后悔与懊恼之意。再者说，大学是国共两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争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清华和西南联大不可能置身事外。
健客：嗯，上面提到的10位教授，好多都不熟悉啊！
云飞：慢慢来。先简单介绍两位，张奚若和周炳琳。张奚若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1929年8月，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动，抨击国民党独裁。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1913年，周炳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法科经济门，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教授的引导下，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传播新文化思想。1922年，周炳琳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32年6月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抗战期间，周炳琳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月2日午夜，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调动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驻地五华山和威远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住所，终以武力迫使龙云离开昆明。蒋介石控制云南后，派李宗黄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总揽大权，昆明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健客：这是什么情况？
云飞：史称“昆明事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已经有了彻底解决云南问题的想法。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的强势和压力，有些表现于外，有些蕴含于内，但无论外在与内里，久经政治风浪的龙云不会完全没有察觉。在当时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之下，龙云很难对国民党中央以“抗战”为辞而加强控制的举动示以明显的抗拒；但作为当政十余年、手握重兵的军事强人，他也不甘轻易就范。因此，他只能通过其它“政治正确”的方法增强自己的力量与名望，使蒋介石在处理云南问题时心有所忌，难以下手。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龙还加强了与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的联系，彼此声援。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还指定代表与民盟代表和中共昆明地下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抗战后期，蒋介石在日记中已经明白表明了自己的意图。1942年6月记载，“云南龙云态度跋扈，殊堪深虑，当切实处理也”；1944年，又将“统一滇省军政”列入当年的大事计划中。只是龙云属下近10万人的兵力，处置并非易事，颇令蒋介石“伤脑筋”。
进入1945年，蒋介石对云南问题及龙云的态度似乎已近“忍无可忍”，从而加快其最终解决的运思和部署。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云南省政问题应设法解决，研究如何解决之道，甲、人选；乙、时机；丙、部署；丁、宣传；戊、心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密切注意。为此，蒋介石决定亲往昆明巡视，进行部署。3月20日，蒋到昆明时，龙居然称病而不出迎，使蒋“甚觉奇异”。在与龙云会见时，龙非但不谦恭执礼，反而又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问题，令蒋痛感“滇龙之轻侮冷酷，实为意料所不及”。蒋在结束此次巡视时写下其感想称：“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也，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之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总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虑。”
健客：等等，猡猡是什么意思？
云飞：龙云出生在云南昭通的一个彝族家庭，彝名纳吉岬岬，字志舟。猡猡，一般指旧时对彝族的称呼。
书说简短。抗战延缓了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步伐，但抗战胜利却为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越南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由中国军队接收，蒋介石随即部署由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赴越接收，从而也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而留在昆明的部队却有中央军的第5军、第207师和机场守备司令部、宪兵13团等，兵力较所余不多的龙部占据了明显优势。由于赴越接收是体现中国胜利的荣耀之举，龙云和滇军将士自然乐于从命，云南又毗邻越南，得地利之便，外界亦不会对派云南军队前往越南接收作过分解读，此举恰恰体现了蒋介石的用心所在。
9月27日，蒋介石携妻子宋美龄等以“短期休养”名义出巡西昌，摆出一副外出优游姿态，实际却是策定云南问题的最后解决。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新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蒋介石同时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免去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其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2日晚至3日晨，杜聿明按计划行动，一方面将国民政府令送交龙云，一方面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但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部发生冲突，致有死伤，因杜部事先早有计划和演练，且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龙部很快即被制服，武装冲突规模不大。龙云则于事起后，从公馆仓促避入五华山省府，拒不接受解职令，杜聿明因为有蒋保证龙生命安全的指示，也不能放手进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杜聿明在昆明的行动，军事上大体是成功的，基本控制了昆明局势，但却未能迅速围困龙云住所，致龙脱逃，得以在五华山省府坚持，政治上有陷蒋介石于被动的可能。因此，蒋对此事的进展相当关注。蒋致杜电中提及的卢汉，此时已成为龙云摆脱困境的最大希望所在。龙云在事起后虽困守五华山省府，但却迟迟不愿接受解职令，关键就在他希望卢汉率领赴越南受降的滇军回师救主。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之下，卢汉在越南按兵不动，龙云所期待的滇军回师未成事实。大局已定，此后诸事按下不表。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蒋介石只邀请清华校长梅贻琦与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两人，至官邸午饭，梅贻琦“到后始知更无他客，饭前后谈及者为教育复员问题及共党问题”。10月28日，梅贻琦与部分北大教授晚餐后，谈及时局与学校将来说：“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维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结局注定是“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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