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1946年，国内已经有“四大农学院”，即中大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和四川大学农学院，此后，清华和北大农学院从白手起家到后来居上，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汤佩松和俞大绂分别是清华和北大农学院院长。正是这两位昆明时的同事和桥友奠定了中国农业科教的半壁江山。
健客：他们俩啊，我知道，都是留美博士。一个系出清华，是戴芳澜的学弟，另一个毕业于金陵，当过戴芳澜的助教。他们都是1938年进清华农研所的，一个开创植物生理组，另一个在病害组，独当一面。他们怎么成了桥友呢？
云飞：抗战期间，清华农研所有一项“雷打不动”的活动，是在汤佩松宿舍中打桥牌。牌友中有植物生理组的殷宏章和娄成后，还有一位是病害组的俞大绂。汤与殷、娄三人同住一小院内，俞则隔路而居。俞视力不好，晚上过来时要提上马灯，照亮看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只要看见灯光准时入院，殷和娄就会及时赶过来。四人聚齐后的第一件事，是要把房中的木窗关个严严实实，使外面的人看不到房中透射出的光线。每次战斗，都要打到深夜尽兴而散。收局后，俞大绂每次都是慢腾腾地点燃马灯，说声“再见”回家。有一次，四人打得难解难分，分出输赢胜负方罢。按惯例，俞大绂划着火柴，点燃马灯，道了声“再见”，提灯开门。方见是已天光大亮。此后，“白天打灯笼”不胫而走，成为清华农研所的笑谈佳话。
健客：俞大绂是清华人，怎么成了北大农学院院长？
云飞：傅斯年挖墙脚啊！1946年1月5日，傅斯年动员妻子俞大彩出马“务必即写一信劝劝他”来北大创办农学院。俞大绂是傅斯年的妻舅，俞大彩的三哥。
健客：什么情况？
云飞：北大农学院的由来是这样的。1945年9月6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拟增设医农工三院”，之所以增设学院，一方面是北大领导人早有此动议。北大历史上有过包括医农工各科的齐全设置，后来或分出或停办，长期维持三个学院的规模，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经费所限，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1917年蔡元培掌校以来倡导学术分立，重点发展文理各科，北大成为“文史与自然科学的中心”。不过这种德国大学模式后来逐渐被美国模式所超越，因此在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在谈及北大未来设想时曾说“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另一方面，日伪组织于1938年在北平成立伪北大，战后教育部令北大对其实行接收，伪北大的医农工各院原有一定的图书设备，也成为北大增设学院的基础。这样，复员后北大扩充规模就正式提上日程。
傅斯年说：“农学院似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是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有趣的是，北大前后两任校长在赴美留学之初都是学农，蒋梦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因此，傅斯年跟胡适打趣说：“先生本是学农的，由先生手中出来农学院，也是佳事。”
健客：原来如此，好事啊！
云飞：是啊，在1946年1月20日信中，俞大绂即同意赴任，并立刻着手院务，聘请各系主任“均为全国甚至世界所知名者”，其他教员亦为“农学界第一流人物”，殷宏章也被挖过来了。北大复员共6院33系，农学院独占10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全国各大学农学院中也是分系最多的。农学院还有农场两处：一在玉泉山约700亩，另一在卢沟桥约1500亩。
健客：真是大手笔啊！
云飞：汤佩松在自传中说：“由于当时生物系已有遗传学大师陈桢在任，我犹豫了一下，结果使我打算邀请的在英国留学的遗传学新秀吴仲贤被大绂先我一步将他聘请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去了。”
健客：哈哈，抢人嘛，上行下效。事业成败关键在人！清华农学院呢？
云飞：清华农学院设在颐和园对面，即现在的中央党校南院，设4系，原来的农研所基本建制没有改变，只是将病害组、虫害组和生理组分别改为植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和农业化学系，又新增了农艺学系。戴芳澜主持植物病理系，任系主任。汤佩松的目标是将农学院办成像他在美国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样，既是高等教学机构，又是生物科学研究基地。二战后，欧美兴办“生命科学中心”都走的这个路子。清华农学院“以造就农业科学研究人才为主旨”，要求培养的学生既能胜任农业学校教学，又能进行生物科学的深层次研究，还能胜任农业研究机构的业务工作。1947年4月，梅贻琦在《复员后之清华》一文中写道：农学院“院址问题，因原有之圆明园旧址，尚无建筑物可供利用，清华园内校舍亦感不敷，现时只得以去岁接受之前伪建设总署立土木工程专科学校为院址。数月来，经积极之整顿，业已大致就绪，其他各种设备工程，亦均按照原定计划陆续进行，最迟于本年暑假招生前当可全部完峻”。
健客：看似波澜不惊，必定充满艰辛。
云飞：嗯。官司打到蒋经国那里，梅贻琦坚持不懈，据理力争。说来话长，不如不说。1947年，清华农学院首次招生从150名报考者中招收本科生12名，而农学院的正副教授也为12人，高级教员与本科生的比例竟达1:1。可见，清华农学院重质不重量，所言非虚。关于这一时期的清华农学院的基本情况，通过1948年《清华年刊》中一篇文章可以略知一二。文中写道，“院址在颐和园对面，地方很大；另外在香山附近还有几百亩广阔的松堂牧场，只是现在不能很充分地利用。一年级的课完全在校本部上，课程大概不会比一般理学院的松。实习方面，除了暑假中有一定的农场实习外，平常还准备去华北各大农场，实验所去参观。将来搬过去后，我们可以分配到一定的土地，由院方帮助、指导，自己经营，还可以养育牲畜”。清华农学院的优势不在传统农学领域，而在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等领域，而且清华农学院始终把科研放在重要地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1946年7月30日，胡适正式到校上任，傅斯年呈请卸职。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举行茶话会，会上胡适对傅斯年为复员筹备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许多教授致辞申谢，傅斯年在答谢时谦虚地说：“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的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这样，在为胡适和北大扫平道路以后，傅斯年才南下四川李庄，再行处理史语所复员南京事宜。
1946年双十节，三校同日举行复员开学典礼，在国会街四院大礼堂，胡适身穿蓝长衫和黑马褂，对扩音机说：“北大的人数……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又说“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
健客：大学复员，虽千难万难，但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啊！
云飞：嗯。中央研究院也在谋重大事。1946年10月20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举行，“就全院组织及前途，与中国学术界整个情况，加以检讨，内为学术之进步，外为国际之合作，佥以应完成国家学院之体制，以院士为本院之构成分子”，议决呈请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组织法”及“评议会条例”，将评议会事务重心全面转移到首届院士的选举上。22日议决通过Fellow of Academia Sinica为院士，23日讨论中研院组织法与评议会规程，拟定第一届院士产生办法及名额。从1935年6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组成到1946年10月召开第二次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将事务重心转入首届院士选举，评议会已经运转了11个年头，也召开了7次年会，议决了不少提案，为国家学术发展提供了不少的方略。自从评议会将其职能由最初的选举“名誉会员”扩展到议决中研院发展方向、促进学术研究合作互助等多个方面以来，其在相关全局性的国家学术发展方面的影响似乎成效不大。也许正是看到在这些方面的无所作为，评议会还是决定回归本位，以选举“名誉会员”为“本业”。
然而，做梦的被窝还没焐热，不出意外，意外还是发生了。12月24日晚，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被两名美国驻军士兵强奸。此事引发了“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12月30日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在北平举行示威游行，中国多地的学生予以响应，据统计各地参加游行的学生计50万人。国共内战中，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1947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喊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同月20日“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爆发，游行队伍返回北大后将红楼北侧的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健客：又有无处安放书桌的感觉。
云飞：嗯。内战如火如荼。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其统治区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案》，并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凡规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法惩处”。同时还限制国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规定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厉行消费节约纲要》、《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竟达6万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恐怖所笼罩。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选举桂系首领李宗仁为“副总统”。“行宪国大”完全是一次由国民党垄断的国民大会，它将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
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即：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中央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既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又要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扎实的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在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广大群众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
1947年，戴芳澜在农学院里除继续为研究生和到生物系讲课外，亲自筹划改建实验室，整理图书设备等行政事务。涉及基建，难免与承包商打交道，据他的学生回忆，当年某商人想用几筒高级进口香烟攻关，被戴芳澜不顾情面地扔出门外，开发商只得悻悻然而退，一时在校中传为佳话。戴芳澜应邀为清华农学院创办的学术刊物——《农学纪录》题写刊名。同时还写了一帖“常看到不足之处，学问便有进无退”，放在办公桌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健客：农学纪录吗？纪字没写错吧。
云飞：哈哈，把纪录和记录区分开，是后来的事。不过，很多文章貌似按照现在的区分，改动了原来的文字，这就不应该了。
同年，傅斯年去美国医治高血压。此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工作已经在全国展开。6月20日，忧心忡忡的傅斯年不远万里给北大校长胡适写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还要选院士”，恐怕难以成功，“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但“大家不听”，也只好抱着“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祸害”。
10月中旬，中研院评议院再次举行了院士提名会，夏鼐致傅斯年10月6日信中写道：“评议会将于本月十五日开会。陈寅恪先生已来函声明不出席。”陈寅恪不来与会，当与其处境有关。这年天气寒冷，清华大学住宅本来装有水暖设备，因为经费短缺无力供气，各家取暖只好自理。陈寅恪生活穷苦，又眼盲，将书斋名曰“不见为净之室”，失望之极，自然无心千里迢迢去南京开会。
健客：听过陈寅恪卖书买煤的故事。
云飞：卖书确有其事，卖书得来的钱贴补家用也是有的。但说卖书是为了买煤，就不好说了。
健客：快说说。
云飞：陈寅恪卖书买煤，依然风骨矜持，半捐半售，毫无斤斤计较之态；胡适爱才惜才，争取到美元保值支付，简直可谓“雪中送炭”……一桩1947年的学者卖书事件，不失为一段可圈可点的学林逸话。
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1947年事辑中说到此事：“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国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买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查阅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文教界历史文献，可知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币值剧贬；此时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胡适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会，商讨解决北大教授们的薪资保值办法。这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的经济危机，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职员工都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更是整个北平文教界的经济危机，陈寅恪当然也不例外。据说，北大购买陈寅恪藏书以美元支付，售书所得2000美元，还说与胡适个人的努力争取有关，在当时绝对可视作一种“特殊待遇”，当时按市值折合法币竟可达9亿元。
殊不知，陈寅恪不但于此年有过大宗卖书之事，也还曾有过大宗买书的事迹，1947年9月4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经理史久芸致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信札，透露了陈寅恪曾于当年购入《四部丛刊》初集2000册，花费法币1000万元。这又为此学林逸话平添另一新的脚注了……
这些逸话佚闻刻画出国民党通知下的民不聊生，建构出陈寅恪、胡适等学人高大上的形象。半个世纪后，有学者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一事为例，梳理各种不同身份者（弟子、家人、新闻人、传记撰写者、“追星族”等）对此事不断建构的主要过程，并利用季羡林日记、书信、新闻报导等相关的第一手史料，追溯并还原该事的本来面相。只能说广泛传播的逸话佚闻与真相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该文标题为“中国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佚闻建构与事实还原——以陈寅恪‘卖书买煤’为例”，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在网上也可查到。
健客：这个嘛，真不好说。
云飞：别人让你看见的，是希望你看见的；你希望看见的，经常会优先被你看见，并信以为真，而那些被你忽略的，没有看见的，也许更接近真相。
健客：嗯，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嘛！戴芳澜已经是大教授了，还不忘告诫自己“常看到不足之处”。
云飞：哈哈，会举一反三，普遍联系了！不足都看不到，怎么进步呢？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人、观念、情感或者事件等）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蕴含着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倾向性。比戴芳澜小4岁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就对态度有深入研究。奥尔波特提出态度是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这与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有很深的渊源，因为后者提出的条件反射学说，导致行为主义理论产生。说来话长，不如不说。不知戴芳澜是否关注，从他的座右铭可以看出他深谙此道！环境再糟糕，戴芳澜仍然坚持科研，这期间，他开始把云南的工作加以总结，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1946年，发表《中国白粉菌科的研究》；1947年，发表《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1948年，发表《中国的尾孢菌二》、《云南稻一柱香病》、《鞘柄锈属的一新种并对于该属的讨论》、《中国鸟巢菌目的研究》。
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随着战火的蔓延，谁还有心思选院士？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向达起身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健客：连续两期提到向达，虽然都是一笔带过，但仗义执言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也不介绍介绍，又在挖坑吧。
云飞：哈哈，不急。今天先到这里吧。休息，休息一会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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