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休谟(英)
1947年5月12日,选举筹备会发出通告,说明院士提名和选举方式,邀请全国各地学术机构提名院士候选人。至8月20日截止,共收到近70个机构的提名。8月至10月,选举筹备会对提名情况进行审查,最终审查通过57个机构的提名,包括大学29所,独立学院13所,专门学会7个,研究机构8个。其中,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就全国范围进行了提名,也有机构仅就本机构人员进行提名。
10月12-13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主持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第五次、第六次全体委员会会议。12日,选举筹备会审查确定了510人的提名名单;13日,又从中删除108人,将402人的院士候选人初选名单提交评议会讨论。 接下来几天,“经评议会郑重审查,纯以学术之造诣为衡量,一致通过150人为第一次院士候选人”,达到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的院士人数上限100人的1.5倍。其实,曾爆发激烈的争论,并非“一致通过”那么简单。
健客:什么情况?
云飞:中央研究院内部规定,在抗战时期于日伪组织机关任职、有汉奸嫌疑的,应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健客:正常吧。
云飞:在审查关于郭沫若的候选人资格时,人文组召集人胡适问朱家骅的意见。朱说:“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
健客:啊哦,这难道就是讲政治吗?
云飞:嗯,争论瞬间点燃。有的说“恐刺激政府,对将来经费有影响”;有的说“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有的说“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有的说“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说:“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此时,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站了出来。
健客:谁啊?胆子不小啊!
云飞:37岁的夏鼐,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傅斯年去美国医治高血压,史语所的所务他没有交给当时所里一些重要人物打理,而是交给更年轻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考古学家夏鼐代理,以傅斯年精明过人的识人能力,很快便证明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夏鼐在当天(17日)的日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郭沫若仍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中。
11月15日,这份150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在政府公报和京津沪《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及《教育部公报》第19卷第11期(1947年11月30日出版)公示:“经公告四个月后,再当由评议会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于此候选人150人中选举80至100人,每人必须有全体出席人数五分之四投同意票者,方可当选为院士。而在公告期间,对公告名单中任何候选人之资格有批评意见者,尚可将具体意见函筹备会审阅后,提出评议会,于选举时,作为讨论之参考资料,评议会对于各方批评意见,无不竭诚欢迎,予以重视,一秉大公”。
1948年1月26日天津《大公报》社评《为学术界的青年请命》,强调“今后一切学术界的机会,必须尽量向青年的学术工作人员开放,务使青年绩学之士能脱颖而出,不致长期埋没”。社评说150位候选人中“对于青年新进之士,似犹嫌包罗太少”。2月22日,《中央周刊》上刊登《天风海涛楼札记》,尖锐地指出:“考英美德法诸国,研究院之院士,为学术界之最高地位,当选者不但为一国之学术泰斗,亦且为国际公认之权威学者,必也有其一鸣惊人之著作,有众口交誉之声望,然后方可当院士之选,非借钻营运动所可济事也。我国初选院士,意义重大,然一考候选人名单,则不禁令人惶愧。甚有国内既无藉藉之名,国外毫无些微之望,初出茅庐,居然膺选为候选人,虽各科皆然,而社会科学为尤甚。甚矣创始之难,而作始之不可不慎也!”这篇文章引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的重视,他亲自给报社及文章作者写信,欢迎其“如有对名单中任何候选人资格有意见,皆应具名提出以挂号信寄送选举筹备委员会审阅,后将各方批评意见提出评议会讨论”。
3月,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袁翰青致信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主张“可采宁缺不滥之态度,以免遗笑于国际科学界”。他指出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其实验工作仅囿于“嘧啶”之衍生物,是他美国导师的工作范围。而其导师的论文在化学界已被公认为二三等论文。“纪先生二十年来只知做其博士论文之延续,无异自认其尚无自寻门径、独立研究之能力(所做关于国药工作亦无可称述之结果)。国内类似纪先生之有机化学家为数不少,今独选举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
同月,医师王和夫致信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会,说“候选人中行政人员太多,院士之推选只能根据学术上之贡献,文教机关之首长,纵使著有成绩,乃其分内之事,不值提奖。不学无术之人,若得入选,实贻学界之羞。依此原则,下列数人不应入选:张孝骞、汤非凡(飞凡)、洪式閭、李宗恩、俞大绂”。“贵院评议员全部列名,最受国人攻击。还以退避为是”。“马文昭医师,此人老朽昏聩,他根本无研究之素养、热心与能力,所有数篇非驴非马之研究,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关于忌烟之研究与治疗,全是骗诈,他用以忌烟之蛋黄素,杂有吗啡,不能根戒烟瘾。贵院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也”。王和夫此时所说“不应入选”的“文教机关之首长”,是有所指的,如朱家骅是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王世杰是外交部部长,翁文灏是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更有多位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这些“文教机关之首长”中,胡适在最初有自己提名自己一票(提名方式中设有“自提”一项);吴有训当时在美国,候选人名单公示后,他专门致信选举委员会表示自己退出,但还是被选上。
健客:汤飞凡,俞大绂啊,老熟人了。
云飞:嗯。那时,汤飞凡是中央防疫处处长,俞大绂是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张孝骞是湘雅医学院院长,洪式閭是江苏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是协和医学院院长。
同月,因严重高血压在美国治疗的傅斯年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对人文组刘文典、潘光旦提出了意见: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多,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此实不知科举者之谈也。苏州人容许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有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功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傅斯年提出刘文典的“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是指公示中的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结果上述6位都当选为院士。
3月25-28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主要任务即是选举院士。评议员25人出席,16人未到,其中戴芳澜缺席,陈寅恪依旧未到。袁翰青、王和夫和傅斯年三人的信,分别作为“极密件”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刻印件,分发给评议员“作为参考资料”。26日,各组评议员进行分组审查和投票,投票结果供评议会参考。26-27日,评议会全体会议进行投票选举。根据《院士选举规程》,须有出席评议员五分之四投同意票,即得到20票,方可当选。投票共进行5轮,选出81人。在清华农业研究所工作过的戴芳澜、汤佩松、俞大绂、殷宏章当选院士,邓叔群也当选。4月1日,中央研究院向全国正式公告当选院士名单。政治立场明显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均以学术贡献当选(郭、马二人都没有表示接受院士职务,或以院士身份参与中央研究院的任何活动),郭沫若的提名和当选还得到政治立场迥异的胡适、傅斯年等人自始至终的支持。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朱家骅、吴敬恒等人,早年也曾作为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绩。因此,选举的公正性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同,当选院士,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夏鼐认为,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对于此次院士选举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中央研究院的所长、研究员当选院士的太多,如向达认为“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选举有偏袒中央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嫌疑。二是有人对少数院士缺少突出的学术成绩而以其它理由当选表示不满,将其视为“科学界中的政客”。三是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没有当选,甚至没有被提名。朱家骅表示:“尚有学术界知名人士,未经选入,这是本院所认为遗憾的。”
健客:中央研究院本是精英荟萃之地,当选院士的比较多恐难以避免。对科学界中的政客当选有意见,我觉得已经不错了,看跟什么时候比对吧。至于第三种批评,我觉得还要从制度上找找原因。
云飞:哈哈,很有见地嘛。傅斯年可能也看出候选人方面存在缺陷。他在信中除了检举不合的候选人,或许还加入另外的院士候选人,因为后来夏鼐向傅汇报“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从另一方面看,这或许不是坏事。要知道傅斯年深得蒋介石赏识,其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一扫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陈习,获得“傅大炮”、“傅老虎”的雅号。有老友戏封他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可见影响力之大。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能在选举制度之外行事。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这很正常。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竞争是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关键在于竞争制度怎样建立,使其“高尚”的一面得到充分体现,而“恶劣”的一面受到限制。威权之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也许是那个时空不多的一抹亮色。
1948年底,夏鼐撰写《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完全以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当选院士情况。他以过人的才智,靠一本《院士名录》进行缜密分析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根据各机构提名候选人时提交的提名理由,绝大多数院士具备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的第一项资格,即学术成绩突出;仅以第二项资格,即领导学术机关而被提名的,只有朱家骅等6人。此外,吴敬恒等5人也存在多年没有发表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情况。其中,吴敬恒当选是因为朱家骅再三恳求,在最后一次补选中当选的。在年龄方面,按院士当选时的周岁计算,80岁及以上2人,60-69岁9人,50-59岁41人,40-49岁25人,40岁以下4人,平均年龄52岁,全部出生于清朝年间,没有民国生人。最年长的吴敬恒83岁,其次是张元济80岁,两人均为文史学者;陈省身36岁,华罗庚37岁。60岁以上的主要集中在人文组,40岁以下的主要集中在数理组。夏鼐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文史学科是继承清代朴学传统,学术积淀较为深厚,“尚有几位老人作后辈的典型”;而中国自然科学的发轫过晚,很多中青年学者在国内已是所习学科的开山祖师,特别是数学方面的天才往往在年轻时就显露出来。在籍贯方面,浙江、江苏两省最多,分别为21人和16人,合计占到全体的46%,远多于其他省份,这与明清以来江浙经济发达、文教兴盛、较早打开国门有密切关系。其他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省份也有一定数量,如广东、湖北各7人,福建、江西各6人,湖南5人。北方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份一共8人。此外,部分院士存在籍贯与出生地不一致的情形,如胡适籍贯安徽绩溪,生于上海;李方桂籍贯山西昔阳,生于广州。在性别方面,当选的81名院士均为男性。在学历方面,绝大多数院士接受过现代大学(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按最高学历统计,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有38人,取得硕士学位的8人;在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取得博士学位的18人,取得硕士学位的1人;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2人。在上述最高学历毕业学校中,哈佛大学毕业的院士最多(10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8人)、芝加哥大学(6人)、康奈尔大学(5人)和巴黎大学(5人)。有11人在旧科举制下考取过功名,其中张元济是唯一的进士(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就院士工作的学术机构而言,按1948年4月1日院士名单公告时的情况统计,在中央研究院供职的院士最多,约为20人左右(院士中的部分中央研究院工作人员同时在其他学术机构工作,因此难以精确统计),院士中包括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代院长、总干事、评议会秘书,12个直辖研究所中10个的所长或代所长,以及第二届30名聘任评议员中的25名;其他院士供职的研究机构有北平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卫生实验院等。其余院士多在大学或学院担任教职,其中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多,分别为10人和9人,而后是中央大学4人、浙江大学4人、北平辅仁大学2人等,以国立大学为主(辅仁大学是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士中有5名大学校长,16名教育部于1942至1943年聘任的部聘教授。部分院士当时在外国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教职或做长期访问。部分院士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人文组院士梁思成、梁思永为同父异母兄弟;人文组院士陈寅恪为生物组院士俞大绂的姑表兄;俞大绂的胞妹俞大彩、俞大絪分别为人文组院士傅斯年、数理组院士曾昭抡的妻子。
9月23-25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路1号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中有51人出席。中央研究院向出席院士颁发了院士证章和当选证书,蒋介石到会致辞。到会院士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张元济在学界威望甚高,讲话自然有很重分量,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的国民党要员相顾失色。会后,胡适忍不住抱怨说:“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一向温和的胡适则在发言中对众人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随后,院士会议又互选产生聘任评议员32人,与当然评议员一起组成第三届评议会。根据新制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规程》,评议会从此成为院士会议的常设评议机关。会议期间,蒋介石在总统府请大家吃饭。到总统府去时,前面是几部小车,院士坐大卡车。车上的院士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车。”是日晚8时,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全体院士。晚宴“极简单而精致,但五十岁以下人均觉不能果腹”。宴会时间不长,至9时一刻即散。戴芳澜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依旧没有参加蒋介石的晚宴。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各大城市物价飞涨、学潮蜂起,学术界人心惶惶。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和《院士选举规程》,第一届院士选出后,应由院士选举产生新的院士,每年每组至多5人。1948年10月27日,新成立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各学术机构发出了选举1949年度院士的通告,规定提名至12月15日截止。但是,国共内战形势的迅速发展,让第二次院士选举无疾而终。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节节失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中央研究院院士面临是否留在中国大陆的抉择。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外,都对中国学人展开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1948年底,蒋介石主持实施该计划,将知名学者从平津地区撤往南方、从大陆撤往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被列为抢救对象,但大多数院士不为所动。1949年后,在81名第一届院士中,除萨本栋已去世外,留在中国大陆或不久后从海外返回的有59人(数理组21人,生物组20人,人文组18人),占73%;前往台湾的有9人,占11%;前往或留在国外的有12人,占15%。
健客:好久没说邓叔群了,他干嘛呢?
云飞:下期说。休息,休息一会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