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
1946年下半年,邓叔群率领全家回到光复的上海,安顿在岳阳路320号中央研究院大院枫林桥一侧的教授住宅中,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萨本栋热情地接待他们。
健客:又是萨本栋啊,这个姓氏比较少见。
云飞:萨本栋,字亚栋,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萨都剌,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铁木儿钦赐其姓萨。此为萨氏家族立姓之始。
健客:这么说,他和邓叔群是老乡啊!
云飞:嗯,不仅同乡,而且同龄,还都是清华校友。
健客:兴趣来了,快说说。
云飞:1922年,萨本栋赴美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获工学士学位。同年,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翌年获电机工程学士。旋即转习物理,于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1927-1928年,萨本栋应聘为伍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1928年,应叶企孙聘请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电学领域造诣精深,贡献卓著,享有世界声誉。1937年3月,萨本栋从美国讲学归来,续任大学教授。恰逢爱国华侨栋嘉庚先生因经营橡胶失败,资财亏蚀殆尽,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行政院批准,于1937年7月1日改私立厦门大学为国立,并于7月6日任命萨本栋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那年,他刚满35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萨本栋任厦大校长期间成绩斐然,使厦大成为当时孤立于祖国东南隅的知名大学。
邓叔群回到植物研究所后,埋头整理森林调查研究留下的大量资料。1948年,他发表《中国森林地理概要》、《水杉的研究》、《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和《甘肃林业的基础》(与周重光合作)等,都是甘肃工作的总结。其中《中国森林地理纲要》一文,把全国划分为18个森林区,把全国森林归属为17个群系,把分区与类型妥善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森林分区前期工作的重要文献。
健客:等等,上学时学过群落,群系是什么意思?
云飞:各学派关于群系的概念差别挺大的。简单说,群落是一定空间范围所有生物的集合,群系是一定空间范围优势植物的集合。
邓叔群不仅恢复了真菌研究室,而且创建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在甘肃多年积累了许多关于林学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生态林业和水土保持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他希望把真菌分类和防治植物病害结合起来,经罗宗洛同意,成立植物病理实验室,植物所战后第一次从中央研究院分得美金10000元,几乎全部提供给这个实验室购买仪器。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周诒春是邓叔群当年在清华时的校长。他知道邓叔群在林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又有多年在原始森林的实际工作经验,便多次要求他接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一方面采取命令的姿态,另一方面开出超好的条件,如他有权指定林业司司长以便彼此合作等,还邀请他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邓叔群在自传中写道:“……我都坚决的委婉的推却不就。因我内心认为破烂的房子应让他早点垮掉,我若不能去拆他,至少不要去支持他,让他快快的垮。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打倒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我至少希望他早日垮台。”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且在甘肃5年,他更了解基层,深知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自然不愿意去当官。他的长女邓泳记得:在父亲从中央研究院借聘到甘肃期间,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找父亲,我像往常一样给来人端上一杯茶。当来人离去后,父亲情绪激愤,把我叫到跟前说:“以后这个人再来,你不许给他倒茶!应该连大门都不许他进!”这时,周重光走进来,邓叔群指着桌上的两张表格气愤地对他说:“这是岷县国民党县党部刚派人送来的,他们软硬兼施非得让我加入国民党,最后非得给我留下这表格,表格上他们还填上了我的名字,还说让我自己看着怎么办。好吧,我自己就这么办!”说着,邓叔群就抓起表格,撕成碎片,感觉还没解气,又将碎纸片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一边还说:“就这样的党,把国家和老百姓搞成这样,想强迫我加入?休想!我就这样自己看着办了,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我不怕!” 他在自传中写道:“全面抗战起,我的思想开始大大的转变。我过去固然厌恶一般社会的环境并反对国民党的作风,但我满希望以科学救国,所以关门不问政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给我的刺激和我到西北后所经历的,使我更加痛恨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并热烈地希望能到陕北参加革命。但因无法取得联系,而且我的地位及环境使我的行动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我的希望终不得实现。”
连年内战,民生维艰,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中央研究院连员工的工资也难按时发放的地步,几乎没有钱搞研究。邓叔群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1948年3月28日,公布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结果,邓叔群当选院士,被公认为我国杰出的林学家和真菌学家。此时,东北已经接近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正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专家。一天,邓叔群的学生沈其益找上门来。
健客:沈其益,好像不熟?
云飞:沈其益1929年考入中央大学生物系,从师邓叔群。1933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在大学时期,即进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参与真菌研究,并先后发表了《中国两属半知菌》及《中国黑粉菌志》论文。
健客:半知菌我知道,半知就是一知半解,没有发现有性生殖阶段,但不等于不存在。对了,好像欧世璜就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然后做了邓叔群的助手。
云飞:嗯,算起来,沈其益既是其学长,又是其老师。1934年,沈其益进入中央棉产改进所,负责棉病研究室工作。他深入全国棉区调查研究,发现棉叶切病是由盲蝽象隐潜为害所致,发表了《中国棉作病害》和《中国棉病调查报告》,对我国以后棉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第五届公费留学。1939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任名誉研究员。1940年,正值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1941-1948年,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他哥哥叫沈其震,你有印象吗?
健客:有印象,好像是《细菌传之思痛》那篇。沈其震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进过秦城监狱,70年代重获自由后,得知生物化学家张为申去世悲痛万分,奔走相告为其平反。
云飞:嗯,沈其震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1948年,沈其益接受哥哥布置的任务,动员专家、教授赴东北参加革命。他以学术声望和组织才能,动员40余人经香港、朝鲜奔赴解放区。邓叔群此时已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自然是重点争取对象。1948年11月,沈其益由香港到上海专门拜访了邓叔群,向他宣传了共产党对科教事业的重视,对知识界的关怀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亟待培养科技人才之事,希望他能够毅然选择新的道路。当时大批人才通过香港和朝鲜前往解放区,邓叔群欣然接受,希望能够很快成行,并且让周重光先去东北,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次为什么我高兴来东北做林业的工作呢?因东北是解放区,我去那里是为人民服务啊!”他认为我国林业建设应先从培养干部着手,尽管当时他的健康情况不佳,经常咳嗽咯血而不得不卧床.尤其是在寒冷而又潮湿的冬春季节经常发病,依旧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利用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将世界各国先进的林业科学成果融会贯通,按自己的思路加以归纳总结,写成准备到东北教学的教材,在半年的时间内编写了700多页英文打字机打出的讲义。它们是《真菌学讲义》、《真菌分类学讲义》、《植物病理学讲义》、《造林学讲义》、《森林树种大纲》、《林学讲义》,其中林学讲义共有6卷,它们被分别装订成11册教材。这些孤本,现在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为历史的见证。从讲义看,邓叔群更看重林学人才的培养,毕竟东北有大片的宝贵森林。而当时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编写的教材,可谓凤毛麟角。此时,他把1946年那首诗的最后一句,修改成:“我遵循你的指示惟命是从!”
健客:之前提到邓叔群写过很多诗歌,这里指的是哪首啊?
云飞:在《祁连山》那篇,1946年9月,邓叔群写了一首英文诗,大意如下:
我愿是一只鸟,独自冲向云霄,
不怕雷电风暴,展翅翱翔长啸,
脱离那尘污浊世。
我听到自由的呼声,在向我召唤。
崇高的使命感和对新中国的向往,使邓叔群抱病坚持高负荷地紧张工作。由于准备教材需要时间,同时他又尽力协助沈其益动员其他高级技术人员与他同行,以致无法赶上从香港前往解放区的团队。他的身体也很难经受北方的严寒,于是决定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此时,萨本栋已病入膏肓。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为了厦门大学“超负荷运转”,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并延误诊治。抗战胜利后,致力于恢复和建设中央研究院,首先,领导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的各项工作;接着,又为在南京建立数理中心而四处奔波。他为物理研究所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在南京九华山附近各建造一幢房屋;最后,为首届院士选举竭尽心力,一误再误治疗时机。1948年底,由于病情恶化,赶赴美国治疗,就医于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癌症病房。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医生述说他对祖国科技发展的设想,感人至深。他立下遗嘱:“死后将尸体检验,为研究胃癌、关节炎及其他所有症状,可将身体上的器官及组织,尽照所需分量取出。”
进入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未满47岁。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无数大小船只,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从各个港口涌出,向对岸飞驰而去。在猛烈炮火的轰鸣声中,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成了一片火海,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土崩瓦解。火光映红了江面,映红了征帆,一支支突击队在火光中奋勇前进,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敌人防线,占领了江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政府要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朱家骅曾亲自到上海,指令对全体高级研究人员必须撤离上海去台湾或美国工作,甚至有人数次到邓叔群的实验室来催他。所中同人,除少数外,都反对搬去台湾。邓叔群更是带头反对,结果最后只有少数人去了台湾。邓泳还记得: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的一天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朱家骅亲自来上海动员正研究员以上的人去美国或台湾,院士可以带家属一起走。我决定不走。”几天后,邓泳闯祸了。
健客:什么情况?
云飞:邓泳当时就读的上海位育中学老师张士魁(上海市国民党青年军大队长)一大早手里拿着我的周记本走进教室怒吼:“邓泳,站起来!谁教你这样写的?你家里一定有共产党!”因为受父亲言行的影响,女儿在周记中写了“国家经济衰落,民不聊生……”之类的话。张士魁大发雷霆当众训斥一番,并当场把邓泳的周记本撕得粉碎,丢在地上。女儿很害怕,晚上就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镇定地说:“别怕,事情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不肯去台湾。今天有个姓张的,大概就是你们学校的张士魁,腰上还挎着手枪到办公室找我,见面就问'你是邓泳的父亲?你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现在不少院士已经去了台湾,你为什么还不走?'他还想骗取我一张照片,我没给他,他又威胁说:'你不去台湾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会后悔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然后气呼呼地转身走了。”听父亲说后,女儿更紧张,害怕给家里惹来大祸,父亲见状便安慰说:“你怕什么?坚强些!我们没做错事,我们理直气壮!事情有我顶着呐!”
幸好没过几天学校就传出,张士魁已奉命去台湾了,邓叔群全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令邓叔群非常懊丧的,是他很喜欢,并且花费很大力气精心培养的欧世璜去了台湾。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学生欧世璜,过去我很费力培养的很好的技术人员,也随反动的人物从南京溜到台湾去。他经过上海而不来同我谈谈,可能他明知我不赞成他的思想,所以不敢来见我。他思想的错误是国家的损失,我对他所费的时间等于白费了,这是我很感痛心的。”
健客:欧世璜啊,我记得,忠诚勇敢,只身返回战火中的长沙取回真菌标本。
云飞:1940年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业实验所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联合组织森林调查团,欧世璜随邓叔群调查西南林区,同年,发表《油桐叶斑病之研究》。抗战期间,欧世璜出国留学,于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棉产改进所及烟叶改进所病理组长。1949年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技正。去台湾后,他推动并建立植物病虫害防治体系。他一生从事农业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在农学领域享有世界声誉。放下个人成就不谈,他和沈其益等人合著《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并在各自专著中注明献给老师——邓叔群。
健客:有情有义啊!
云飞:嗯,邓叔群的悉心培养没有白费。
戴芳澜也留下了。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抗战期间和复员期间,国民党所作所为更令人痛心。所以1948年北京紧急时,我决意在京等候解放。还写信给上海的亲友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从南京回到北京后不久,辽沈战役结束,11月间解放大军入关,他和一批进步学生一起等待迎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给在上海的四弟戴芳渊写信,叮嘱他和在上海等亲友不要妄动,希望他们一起迎接新中国。
清华大学比北京城的和平解放要早一个多月,被认为是小解放区。戴芳澜满怀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希望用自己的学识为建设富强幸福的国家贡献力量。此时,戴芳澜的住宅常有早些时候投奔解放区的学生来拜访。他们向老师介绍全国的形势,宣讲共产党的政策,也向老师汇报在解放区的见闻。当昔日的学生满怀胜利的期待告辞时,还常常得到师母馈赠的“袁大头”(银元)和亲人般的叮咛。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戴芳澜以其正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被推选为委员。罗荣恒和聂荣臻等中共高层领导曾在北京饭店宴请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戴芳澜应邀参加。回校后,他绘声绘色地向学生介绍种种新鲜见闻。
健客:蒋介石请不到的客人,罗荣恒和聂荣臻一请就到。
云飞:哈哈,大家都能感受到戴芳澜的好心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由于面临全国解放,经济建设即将大规模开展,各方面都切望召集一个全国性的科学界会议,来研讨科学与生产建设配合的各项问题。6月19日,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团体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遴选了285位科技各领域的著名专家作为委员。邓叔群被选为筹备会委员。他的学生沈其益也是委员。7月,邓叔群赴北平出席筹委全体会议。戴芳澜也以委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
健客:我记得汤飞凡也从上海回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
云飞:嗯,这是新中国对他们学术地位的充分认可。
在会上,邓叔群结识了正在筹办沈阳农学院的张克威,沈其益也向张克威介绍了老师的情况。为了吸收更多的人才到东北参加建设工作,张克威在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期间,以即将正式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组织东北参观团,邀请与会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到东北的沈阳、丹东、凤城、哈尔滨参观。这个专家参观团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并由主要领导介绍生产、科研情况,欢迎他们考察指导。张克威很赞赏邓叔群提出的关于东北农林教育事业的建议,沈阳农学院决定邀请邓叔群到东北来和他一起工作。在参观过程中,东北丰富的资源和稀缺的人才给邓叔群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张克威的作风和旧政权的那些领导人迥异,因此两人一拍即合,邓叔群决定到东北去工作。随后,张克威等人陪同邓叔群南下上海,借住在邓叔群家中,日夜商讨办学事宜。同时与上海中央研究院领导商量,将邓叔群借调到东北工作。
1949年l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此前1个月,沈阳农学院成立。张克威任院长、邓叔群为教育长。 此前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组建成新中国第一所多科性、综合性的新型农业高等学府,戴芳澜任校务委员。此后3日,邓叔群得到上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的新聘书。此后1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中央研究院在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中央研究院的名称撤销。此后2个月,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坐中美号专机离开大陆。多年以后,该机机长回忆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年后,我会回来。”可是,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健客:历史笑话就是这样说出来的。
云飞:一个曾经站在权力顶端,叱咤风云的人,在政权更替、万象更新的历史大潮中,其执念往往翻不起一个小水花。没有好好总结失败教训,就信誓旦旦,信口开河,这话多半不是大话就是笑话,要不就是胡话、疯话、屁话,总之,算不得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