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我只同意后半句。——海明威
1958年,海姆首先将赛洛西宾药片带给萨比娜。1960年,哈佛大学讲师利瑞到墨西哥尝试了神圣蘑菇。1962年,沃森和霍夫曼前往墨西哥看望萨比娜。他们带来了一瓶赛洛西宾药丸。服用后,萨宾娜觉得药丸和神圣蘑菇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她感谢霍夫曼赠药,并表示即使没有神圣蘑菇,也可以主持古老的仪式,为人们服务。沃森对崇拜神圣蘑菇的“原始文化”感兴趣,而利瑞则对赛洛西宾在心理学上的潜能而兴奋。本质上,利瑞和霍夫曼是一类人,相信化学可以解决问题。
健客:等等,利瑞是谁啊?
云飞:利瑞是迷幻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健客:呵呵,快说说。
云飞:他锋芒毕露,命运多舛。咱们还是从头说吧。
1920年10月22日,利瑞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一名酗酒的牙医,在利瑞14岁时,抛弃了家庭。利瑞中学成绩不是很好,1938年至1940年间,就读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圣十字学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耶稣会教育,学习拉丁语、修辞学和希腊语。后来,步父亲后尘,成为西点军校的一名学员,同时爱喝一口的毛病也随了爹。在西点军校的头几个月,他因违规而多次记过。他还被指控酗酒却拒不承认,校荣誉委员会要求其辞职。他拒绝了,遭到其他学员的疏远。他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但沉默仍在继续,而且因轻微违规而受到记过。在大二的时候,他的母亲向一位朋友——美国参议员、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沃尔什求助,后者亲自进行调查。荣誉委员会悄然改变立场,宣布遵守军事法庭的判决。利瑞随后光荣退伍,大约50年后,他说这是“我在法庭上接受过的唯一公平审判”。1941年,珍珠港事件那一年,利瑞被阿拉巴马大学录取。
健客:阿拉巴马大学怎么样啊?
云飞:在美国公立大学中还算不错,其橄榄球队“红潮队”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橄榄球队之一。该校网站以暗红色为基调,首页的橄榄球图片非常醒目。言归正传。
利瑞参加了大学的后备军官课程,保持优异的成绩,并开始培养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学术兴趣。一年后,他因在女生宿舍过夜而被开除。1943年,利瑞应征入伍,在尤斯蒂斯堡接受基础训练。在参加陆军专业训练计划的心理学部分的同时,他以士官身份,在乔治城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大概是战争已经不缺士官了,最后利瑞作为一等兵,被分配到太平洋战争第二战斗货运大队,期间偶遇阿拉巴马大学的恩师拉姆斯德尔——带其走上心理学之路的导师。此时,拉姆斯德尔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德尚综合医院担任首席心理学家。利瑞很快被提升为下士,并被重新分配到导师的麾下,担任一名心理测量师。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留在德尚的聋哑康复诊所。
在巴特勒驻扎期间,利瑞向玛丽安求婚。他们于1945年4 月结婚。利瑞于1946年1月以中士军衔退伍,并获得了良好行为奖章、美国国防服役奖章、美国战役奖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等勋章。二战结束后,利瑞通过函授课程取得学士学位,并于1945年8月毕业。1946年,他在华盛顿州立学院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1947年,玛丽安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苏珊。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杰克出生。1950年,利瑞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心理学助理教授;同时,在奥克兰与他人共同创立凯撒医院心理科,并经营一家私人咨询公司。1952年,利瑞一家在西班牙度过了一年,靠研究补助金生活。利瑞的婚姻因不忠和酗酒难言幸福。玛丽安于1955年自杀身亡,留下他独自抚养儿女。他拥有体面的职业,却极为不屑,自认为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制度雇员,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要和一长排市郊客车抢车道,晚上再开车回家,喝马蒂尼,像几百万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机器人一样。
健客:等等,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
云飞: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地,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重视平等,相信人具有相同尊严与价值,因此,政府应予以平等对待。强调自由的政治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矛盾不同,人类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认识一直在路上。
健客:学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自由主义》,感觉说的怎么好像不是一回事呢?
云飞:嗯,那是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1937年9月7日。就在两个月前的同一天,七七事变爆发。这个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与全民族抗日战争历史阶段划分的重要时间节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因此,阶级矛盾开始让位于民族矛盾,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现代历史和党史也就进入了全民族抗战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性质,也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七七事变发生,标志着全国抗战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历史转变。
历史的转变,对党的领导及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当时情况看,党既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从相适应的一面看,党成立十几年来,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洗礼和考验,领导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已经从一个幼年的党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尤其是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并开始纠正党内“左”的错误,制定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方针。全国抗战一开始,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阐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及工作方针。这表明党开始争取领导抗日战争的主动权。从不相适应的一面看,面对历史转变,党如何开创工作新局面,是一个重大挑战。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党解决了军事领导和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问题既没有触及,更没有解决。因此,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还有着较大影响。从党组织和党员构成看,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广袤农村,党领导的武装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状态。随着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成分更加复杂,大量新党员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思想观念和不良做派侵蚀着党的肌体,涣散着党的组织。如何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巩固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为了使党能够有效地领导和推进伟大的抗日战争,就必须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努力教育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当时,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应正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学习的胡耀邦的请求而写,发表在抗大内部校刊《思想战线》上。文章针对的是抗大部分学员存在的组织纪律散漫现象,但所论述的问题在全党具有普遍性。因此,文章发表后很快在党内得到广泛传播。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有其特定内涵和外延,它专指党内出现的一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言行,这与前面说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概念和范畴。
健客:有点似懂非懂。
云飞:不急,后面慢慢聊。继续说利瑞吧。
1957年,利瑞的著作《人格的人际诊断》出版。这本书展示了心理学家如何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分数来预测受访者对各种人际情境的反应。该书反对以往心理治疗师高高在上的分析者身分,提倡以引导者的角色鼓励病人发掘内心、自我平衡,被《心理学年度评论》称为年度心理治疗最重要的书籍。
1958年,利瑞带着孩子搬到欧洲,在那里他试图写他的下一本书,同时靠小额赠款和保险维持生计。可是,他在佛罗伦萨的逗留除了生活变得拮据,别无成效,这促使他重返美国学术界。恰在此时,哈佛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十分欣赏他的著作,想聘请他到校任教;他的好友还分享了在墨西哥吃神圣蘑菇,像觉悟般的奥妙体验。利瑞当时还以为好友疯了,半信半疑。1959年底,利瑞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临床心理学讲师。1960年暑假,利瑞到墨西哥旅行时想起了好友的话,于是买了一些神圣蘑菇,体验了人生第一次的迷幻之旅。他称:“这短短5小时的旅行比我过去15年的心理学研究学到的还要多。”
健客:神圣蘑菇不是秘密吗,怎么可以买卖呢?
云飞:为了生存,谁不想过的好一点啊!沃森揭秘后,富有的美国人来到墨西哥点名要神圣蘑菇,于是一切都变成了交易。
健客:5小时的旅行,利瑞去哪儿了?
云飞:哈哈,服用迷幻药后的灵魂旅行。
作为心理学家,利瑞是认真的。回到哈佛后,利瑞和助手阿尔伯特博士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启动哈佛赛洛西宾项目,旨在探索赛洛西宾摄入量对人类思维的影响。第一个试验组由38名不同背景的人组成。选择舒缓的环境来进行实验。每个受试者控制自己的摄入剂量,主要研究人员利瑞和阿尔伯特也摄入了该物质。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75%的受试者描述他们的旅行总体上是愉快的,69%的受试者认为已经达到了“意识的显著拓宽”。共有167名受试者参与了1960年的研究。研究结束时,95%的受试者宣称赛洛西宾的经历“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961年,利瑞决定将研究方向转向囚犯。以往囚犯一直是药物测试的对象,拿身体作赌注,这次却截然不同,不但很少有大学教师会亲临监狱,利瑞居然还跟囚犯们一起吃药丸,跟他们一起分享奇妙体验。康科德监狱实验于1961年2月至1963年1月进行,旨在评估赛洛西宾产生的体验,与心理治疗相结合,是否可以激励囚犯在获释后放弃反社会的生活方式。该监狱是一座针对年轻罪犯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对32名囚犯进行团体心理治疗。研究人员与囚犯都给自己注射赛洛西宾,理由是“创造平等感和共享经验,并消除实验者和受试者之间关系中经常伴随的恐惧”。监狱的记录表明,对照组64%的人在假释后6个月内返回监狱。然而,6个月后,试验组只有25%返回,其中6人因违反技术假释规定而返回,2人因新犯罪而返回。此前,很少有针对囚犯的短期项目能取得哪怕很小的效果。此外,在赛洛西宾经历前后对囚犯进行了一系列人格测试,包括明尼苏达州多相人格量表、加州心理量表等测试表明:注射赛洛西宾后,人格测试分数显示出可测量的积极变化。
乍一看,实验获得巨大成功,改造囚犯的任务可以交给心理学家了,但是科学不会一帆风顺,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项实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续研究的质疑,包括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释放后时间长度的差异,以及其它方法因素,包括受试者之间的差异:因违反假释规定而入狱与因新犯罪而入狱。修正后的结论是仅在统计上显示出轻微的改善(与最初报告的根本改善相反)。利瑞总结康科德监狱实验的教训,他认识到,长期降低总体再犯罪率的关键可能是将释放前赛洛西宾辅助团体心理治疗应学习借鉴戒酒互诫协会全面的后续计划,为释放的囚犯提供支持。赛洛西宾辅助团体心理治疗和释放后计划的新方案是否会显著降低再犯罪率值得在新实验中验证。科学实验是一回事,做人做事是另一回事,赛洛西宾辅助团体心理治疗实在太震撼了,这让利瑞老师得到囚犯的信任和推崇,让赛洛西宾项目名声大噪。
马什教堂实验,也称为耶稣受难日实验,是1962年4月20日耶稣受难日在波士顿大学马什教堂进行的一项实验。潘克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研究生,他参加了赛洛西宾项目并设计了这项实验,调查赛洛西宾是否会在有宗教倾向的受试者中充当可靠的致神剂。在耶稣受难日礼拜之前,来自波士顿地区的20名神学院研究生志愿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在双盲实验中,一半的学生接受了赛洛西宾,而对照组则接受了大剂量的烟酸。烟酸产生明显的生理变化,因此被用作活性安慰剂。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接受烟酸的人最初相信他们接受了精神活性药物。然而,烟酸产生的面部潮红感觉(变红、发热和刺痛)在用药后约一小时消退,而赛洛西宾的效果在最初几个小时内增强。几乎所有试验组成员都报告说经历了深刻的宗教体验,这为迷幻药物可以促进宗教体验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该实验的参与者之一是宗教学者史密斯,后来,他成为多本比较宗教教科书的作者。他将自己的经历描述为“我经历过的最强大的宇宙回归”。
健客:随机双盲好像很耳熟。
云飞:现在,医生似乎都相信药物临床试验中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原则。其实,它们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的,李景均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健客:老熟人啊,提到他心里怪不是滋味,真不应该干预学术自由啊!
云飞:今天就不说他了。双盲指的是参与科研的医生不知道哪一组是试验组,哪一组是对照组;同时受试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组。如何分组是由试验控制者随机抽样的,只有试验的控制者知道哪个是试验组,哪个是对照组。随机抽样最通俗的说法是抽签。它是一个广泛应用于医药领域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科研方法,为了避免人为操纵和自我暗示的干扰。但是,对于迷幻药而言很难做到。马什教堂实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测试赛洛西宾是否有能力激发神秘体验。一半受试者得到的是有效力的药物,另一半则得到的是安慰剂(均是双盲测试),但是不到30分钟,谁得到的是什么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些有用药的朦胧地看到上帝,用安慰剂的则只是在“玩手指和读赞美诗”。
赛洛西宾项目轰动一时,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其中不乏羡慕嫉妒恨和栽赃陷害。其他教师对利瑞和阿尔伯特滥用权力表示担忧,老师和学生地位本身就不平等。此外,尽管大学只允许研究生参加,利瑞和阿尔伯特还在给本科生服用迷幻药(1961年通过了一项协议以避免这种情况)。他们研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为利瑞和阿尔伯特在实验过程中也服用了迷幻药。1961年,两名哈佛学生因服用赛洛西宾而被送进精神病院,校方开始不喜欢这个项目。虽然利瑞和阿尔伯特被描述为嘲笑学校制定的规则,但他们也表示,他们确实相信任何事情都不应剥夺个人探索自我内心的权利,否则这将意味着向极权主义又迈出了一步。此外,受试者的选择并不是随机抽样。这些担忧随后发表在1962年2月20日的哈佛校报——《深红报》上。利瑞和阿尔伯特立即回复《深红报》纠正其悲观的语气,但几天后,哈佛大学健康服务部主任达纳写信给《深红报》,揭露相关风险。校园内发生了一场争论。3月14日,哈佛人格研究中心组织会议解决赛洛西宾项目问题。这次会议变成了对利瑞和阿尔伯特的审判,《深红报》进行了报道,进而加速了危机的发生。当地报纸跟进报道了大学校园的毒品丑闻,虽然此时的赛洛西宾尚非禁药。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的一名成员表示,利瑞和阿尔伯特领导的实验应该由“清醒”的研究人员进行,随后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打算对赛洛西宾实验展开调查。4月,最终决定授权赛洛西宾实验,条件是实验期间必须有一名(清醒的)医生在场。当一个咨询委员会要求阿尔伯特将他的赛洛西宾交给法律当局妥善保管时,他坚持保留一些供他个人使用,这激怒了委员会,此后委员会再也没有开过会。利瑞和阿尔伯特的研究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以至于许多想要参与实验的人不得不被拒绝。为了满足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的好奇心,哈佛校园附近出现了迷幻药黑市,有人担心一些学生正在举办“私人赛洛西宾派对”。让人不禁唏嘘,正如海明威说的,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我只同意后半句。
1963年,利瑞和阿尔伯特被哈佛解雇;反文化运动也迎来了它的历史时刻,就像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标志,肯尼迪遇刺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起点。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