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蔡元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北平。
建设新中国的朝气和热情感染了汤飞凡,在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略见一斑”。7月6日,竺可桢初识汤飞凡,他们共同北上,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7月19日,竺可桢等人来到天坛防疫处,“由李志中、汤飞凡二人招待参观,现正在制破伤风、白喉及肺病等三种防疫剂。每月并可出3000 瓶之青霉素,用包谷叶制成,以高度真空升华”。8月1日,同游北陵及故宫,汤飞凡为竺可桢拍照。8月25日,同在沈阳参观,“晚游艺会有汤飞凡说笑话……”可见,汤飞凡当时的心情多么轻松,多么愉快!
健客:李志中是谁啊?
云飞:抗日战争时期,李志中提出边区“人不旺”的根本原因是对预防不够重视,提出应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毛泽东知道后甚为赞赏,亲自听取汇报,指示要大力宣传预防为主思想。李志中在晋绥创办了解放区第一个卫生实验所,研制疫苗等生物制品,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这在生物制品研究史上是罕见的,汤非凡知道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1949年,他作为军管会代表参加了中央防疫实验处等卫生机构的接管工作。建国后曾任卫生部防疫处处长等职。
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文章,题为《鼠疫侵袭察北 察省紧急防治 张苏主席亲往疫区布置 东北防疫队赴察北》。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文章,题为《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 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 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由董必武负责》,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着扑灭察北的鼠疫,于本日晚间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了各项紧急措置。会议于八时半举行,由副总理董必武主持,到周恩来、陈云、郭沫若、彭真、聂荣臻、滕代远、刘澜涛、陆定一、罗瑞卿、李德全、胡乔木、唐延杰、贺诚、苏井观、杨奇清、张友渔、薛子正、朱琏等。决议事项如下:(一)严密封锁交通,为防止鼠疫蔓延之关键。责成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赶调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进行封锁。并决议在张家口至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京绥路南口至张家口,张家口至大同段,铁道部已下令即日起停止通车,公路及人行路均在封锁之列。(二)赶调医疗防疫人员与药品加强疫区防治力量,卫生部已电令东北赶调东北全部防疫队与疫苗二百万人份入关,星夜赶赴疫区工作,并动员京津医务卫生人员参加防疫运动,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药苗。(三)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动员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电影,并组织各种宣传队,广泛展开宣传。(四)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组成,由董必武负责。防疫会议结束以后,该委员会继即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建立经常办公制度。防疫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旧址。
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发布了《防疫命令》,其中一条为:凡发生鼠疫患者地区,一律封锁10至14日,如在此期间未发生新患者,可解除封锁,但仍须在防疫人员检验后认可放行。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防控肺鼠疫。
健客:也许因为亲历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72年前的这篇文章,虽然有些词句和标点符号已显过时,但读来仍觉“雷厉风行”,完全没有时空交错的违和感。
云飞: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指示下召开的。“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药苗”,充分体现了对汤飞凡的信任。据《董必武传》记载:董必武电令华北、东北、内蒙古各省区,立即抽调医务人员成立防疫队赶赴疫区。各地先后组织了数十个防疫队。为便于协调,10月30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
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也就是说,战疫打响时,卫生部还未正式成立。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快速扑灭疫情要靠疫苗。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当时,贺诚负责中央防疫委员会防疫处工作,他心急火燎地找到汤飞凡,当面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份鼠疫疫苗。疫苗与疫情的赛跑,拉开了序幕。在过去,长春卫生实验所在日本专家的传授下生产过鼠疫疫苗,原中央防疫处虽也生产过,但还没有取得完整的经验。所以,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贺诚表示反对。理由是: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万一泄漏,在北京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因此他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杆菌苗,即减毒活疫苗。担子很重,汤飞凡对贺诚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第二个是“E.V”。两相比较,“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菌株,因此决定采用“E.V”生产无毒疫苗。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并通过检验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准备同时进行,他和刘隽湘一起做试验。当时没有隔离实验室,汤飞凡把一间墙壁和地面都贴了瓷砖的厕所进行改造,将所有的窗户封死,装上安全门,找来几口大水缸,缸底放着石碳酸,石碳酸上面架着老鼠笼子。小白鼠虽然事先经过消毒灭蚤,但怕万一灭蚤不干净,所以把小白鼠放在大水缸里,以保证老鼠身上可能残存的跳蚤跳不出缸来。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有感染的可能。而一旦感染,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白鼠注射“E.V”活疫苗。这一步没有什么危险,因为疫苗就是准备给人注射的,不过,尽管“E.V”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株,但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检验,所以必须谨慎从事。最危险的是实验的第二步,即在已经注射了活疫苗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强毒鼠疫杆菌(“攻击毒”),几十个细菌就足以毒死一只小白鼠。汤飞凡和刘隽湘一人按着小白鼠,一人给小白鼠注射强毒鼠疫杆菌,然后安静地等待小白鼠的反应,一天一天地抽血化验,如果整个潜伏期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就能证明活疫苗确实具有免疫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所幸最终实验成功,疫苗很快进入了批量生产程序。
10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刘隽湘的文章,题为《天坛防疫处立功竞赛 决扩大菌苗产量 坚决把鼠疫消灭在长城以北》。文章开头是“中央防疫委员会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鼠疫杆菌苗,天坛防疫处职工闻讯,一致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来完成任务。工会筹委会当天(廿八日)晚上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讨论如何完成并超过任务”。文章结尾是“现在该处全体职工都已行动起来,日夜工作”。11月中旬,日夜工作的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追踪报道天坛防疫处疫苗生产情况,还刊登了对汤飞凡的专访。
健客:我觉得,刘隽湘的文章就是天坛防疫处的战疫檄文。
云飞: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会议宣言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0月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动世界,这一瞬间成为永恒,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一背景下,“华北已经没有武装的敌人,可是有了鼠疫,这敌人也是一样的凶恶,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的把它消灭在长城以北”。汤飞凡仿佛重回战场,这次他肩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怀着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随着苏联疫苗、东北疫苗的运到和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据统计,当时张家口市共有人口16.4万人,除因身体原因不能注射者外,共有13万人注射了疫苗;当时北京市总人口1998756人,共有2057997人注射了疫苗。打疫苗的人怎么比市民总数多出了59241人?因为除北京市人口外还有外地来京人口,在封锁后不能离京。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当时命令:对其他地区來京的乘客不论具有何种身份,应一律接受鼠疫检疫预防注射。5万多人就是这么多出来的。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194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李志中的文章,题为《记苏联专家及防疫队去内蒙防治鼠疫》,其中两个故事,现在读来仍很受启发。
一是关于动物的故事。“在各地反映疫情中,总有这个村死了人,也死了猫,死了牛,死了猪,死了狗等。这不但出自一般干部的口内,而且有的出自卫生工作者的口中。每当罗果金博士耐心的听完后,就说:‘鼠疫只能自鼠传人,又自人传人,别的牲畜(除骆驼外),均不感染鼠疫,其他牲畜也有它们的瘟疫,但不一定传给人。’这是坚持了真理。不象我们有些同志,错误的牵强附会,甚至不批判的接受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们首先与日本的流行病学家,对鼠疫的传染来源有不同的见解。日本流行病学家以为鼠疫是家鼠的病,家鼠是带菌者。但苏联流行病学者自东北的实际调查中,特别是自野鼠中培养出鼠疫杆菌,又在这次察汉崩崩村的实地调查中,见到凡发病的人家,都在村边靠近野地的一端。所以野鼠是带菌者,是传染来源。由此而得的防疫方法,就有很大的差异。更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当然不照顾人民利益,一遇鼠疫,首先烧房子。这次在我们没有到之前,疫村每个死了人的房子,都被烧了,这是日本遗下的方法。其实只烧了房顶及门窗,房内可以传病的破布、木桶、破鞋,均依然如故的散在无顶的残垣之内。而在后音土村烧房子时,据当地群众说,有不少老鼠,自被烧的房内跑出逃往他处。罗果金博士反对这种办法,而主张用科学的,药物的不损害一件东西的消毒法。其实这种烧房子的终结消毒,无论如何比不上随时消毒。特别是捕鼠、防鼠、灭蚤,这些重要的防疫步骤,完全未被烧房子的人们所采用。有些疫村错误的把狗打光了,猫杀光了。但老鼠、跳蚤仍是未动。罗果金博士说:狗是不传染鼠疫的,猫是捕老鼠的,在蒙古的原野上,狗的作用很大,如把猫狗全打死了,群众是不满意的。”
二是关于人的故事。“在疫病流行初期,察汗崩崩的居民四散的逃亡,成为散布疫病的主因。恰好有些村庄不收留自疫村来的人;以致有些病人死在路上,死在野外的山洞里,至今还有一个老汉去处不明。罗果金博士认为这不但更加散布病毒,而且也不是根本防疫的办法。如果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隔离,早期治疗,病人既可痊愈隔离病人的村庄及其他地方也不致传染蔓延。”“有人说,前音土村最初的一个女病人,是自林西开会回来发病的。当时一再追问,推算,此病人发病日期距自林西开会回来时间,竟有一月之久,所以不可能证明该病人是自林西传染而来。罗果金博士特别尖锐的指出:这是一些人反对女人出去开会所说的。另有人说:有两个病人经喇嘛一看更好了。罗果金博士说笑话似地指出:传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会治鼠疫,凡病人经他一摸,便好了。其实路易十四所摸的,都不是鼠疫病人;真正的鼠疫病人是都死了。”
健客:那时就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啊!
云飞:嗯。科学才是战疫的法宝,从人民利益出发才是正确的态度。受时代和科学发展的局限,该文也有部分认识可以商榷,如“罗果金博士说:带口罩预防流行性感冒是有效的,鼠疫杆菌不会在空气中满天飞,而是借病鼠、病人,及跳蚤传染的,现在并非到处都有了鼠疫,这样引起社会上的神经紧张与恐慌是不好的。带口罩是在接触病人时,在化验室操作时所必需,在街上带口罩有什么用呢。”
健客:经历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我们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
云飞:科学不仅需要进行实验验证或逻辑论证,还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其实对戴口罩的科学认识颇费周折。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期曾反对普通人带口罩。2020年2月29日,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曾在社交媒体要求民众停止抢购口罩。后来,美国重新审视其建议,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在公众场合用衣物遮掩脸部。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自己不会戴口罩。很多欧美媒体起初也对口罩存疑,但在2020年3月到4月,开始逐渐为口罩“平反”。很多媒体引用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话,“在我的角度来看,欧美最大的错误是人民不戴口罩,病毒是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飞沫是关键,你说话时要戴口罩,因为说话时总会喷出飞沫。而很多感染者都是没有病症,如果他们戴口罩,就可以阻止带有病毒的飞沫逃出去传染他人。”2020年3月20日和3月21日,《柳叶刀》分别刊登香港医学专家的文章,敦促各国政府重新检视口罩的作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讲座教授林大庆、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英国伯明翰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郑家强在文章中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口罩有效,亦不等同有证据证明口罩无效,在面对新流行病时选择有限,很多人体内存在新冠病毒但没有病症,戴口罩可以减少患者喷出带有病毒的唾液。2020年4月3日,《自然》刊登高本恩团队研究成果,戴口罩可以减少喷出的病毒,显示了口罩的功用。英国《全球卫生安全》编辑保罗·努宜在英国《电讯报》撰文指出,西方卫生部门过往从个人角度出发,决定口罩是否有效,因为如果一个人带错口罩,或是经常用手触碰口罩,会增加感染风险,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是从社会层面去看,而非个人层面。
健客:哈哈,也许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因素吧。
云飞:还是要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咱们国家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特点和人群流行特征,指导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先后发布了《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和《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并保持修订和更新。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在鼠疫扑灭后,毛泽东指示刚刚成立的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后,汤飞凡成为第一任所长。最让他兴奋的也许是,自1950年10月起,我国实行全民免费“种痘”,打响了扑灭天花的战役。汤飞凡向卫生部提出一项重要建议:设立中央机构,对生物制品进行质量管理。疫苗质量,人命关天。昆明时期,汤飞凡就曾向国民政府提过这个建议,可是那时国民党哪里顾得上这些事,建议被束之高阁。现在他又提出这个建议,立刻被政府采纳了。卫生部委托他筹建疫苗的最高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1951年,汤飞凡主持编制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他风趣地说:“这就好比孙悟空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甘吃那么多苦头。可是,如果孙悟空没有紧箍咒约束,谁知会闯出什么大祸?所以我们也需要带上紧箍咒。”
健客:此时的汤飞凡意气风发啊!
云飞:嗯,他是爱国者,处处为国家和人民着想。
健客: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
云飞:嗯,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是爱国者最大的幸福,而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
汤飞凡相继担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1952年,他当选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正式成立,他当选理事长。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后,汤飞凡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要完成二十年未竟的研究——沙眼病原体研究。
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沙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致盲率高达5%。所谓“十眼九沙”,世卫组织把沙眼列为国际重大流行疾病。对汤飞凡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日本是绕不过去的情结,既有佩服,又有憎恶,同时也是暗中较劲的对象。这也许是汤飞凡全身心投入沙眼病原体研究的感情因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