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生,焉知死?——孔子
生命代代延续,生死被称之为人类永恒的主题,是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人口学的死亡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死亡的发生率、发生原因(死因)、发生的决定因素与发生规律,以及它对人口再生产诸因素的影响等。现代人口统计制度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口普查在1909年至1911年进行尝试,但这次普查仅4个省完成,就因辛亥革命而终止。民国政府几次尝试进行人口普查,但往往都未完成。据《人口论纲要》记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根据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分年龄死亡率资料编制的生命表表明,当时平均预期寿命为32岁。死亡资料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进行的人口调查。例如,1929年至1931年,金陵大学农业调查收集的农村人口资料,涉及17个省的101个区域2817名死亡男性和2682名死亡女性。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编制了生命表,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34.85岁,女性为40.08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预期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另有资料显示,欧洲各国从13世纪到18世纪,平均预期寿命在20~40岁之间,其中1789年西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0岁,1870年为40岁,到了20世纪初平均预期寿命才上升到50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期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当人们开始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之后,平均预期寿命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善。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后,但其过程基本一致。
健客:现在好像没有金陵大学吧。
云飞:嗯,金陵大学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始建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它是国内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南京地区创办最早的一座教会大学,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办,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到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为止,金陵大学共64年历史。
健客:想起来了,好像鲁桂珍——李约瑟的学生、助手、第二任妻子,就毕业于金陵大学。
云飞:嗯,提到金陵大学这次农业调查,有三个人要介绍一下。一是项目负责人卜凯,二是卜凯夫人,三是调查部主任乔启明。
健客:囧,一个都不知道。
云飞:哈哈,卜凯夫人的中国名字叫赛珍珠。
健客:怎么不早说呢,赛珍珠,鼎鼎大名啊。
云飞:1917年5月13日,赛珍珠与美国青年农学家卜凯结婚。婚后迁居安徽宿州。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来到南京,受聘于金陵大学。卜凯创办了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他注重实地调查,一生著述颇丰。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兼职。她既要备课、批改作业,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赛珍珠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真切而且取材丰富,以及传记方面的杰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自1917年结婚到1935年离婚,他们共同生活、工作了1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都是这一期间完成的。实话实说,18年间他们共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些是彼此相连,不能截然分开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宣布访华后,赛珍珠不顾年迈,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积极准备重新访华,但遭到拒绝。1973年,她带着种种疑惑和遗憾离世。赛珍珠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想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多,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和热爱中国人民。尽管我们目前和中国大陆互不往来,美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国人民。”
健客:乔启明是谁呢?
云飞:乔启明与汤飞凡同年,都是1897年生人。乔启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读,在长兄的资助下维持学业。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他和另外13人到南京金陵大学。其中4人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启明即其中之一,成为卜凯的得力大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乔启明自美归国后,继续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该书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结合作者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加以系统综合而写成。故书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人口基础是这一专著的核心。在专著中大量引用静态和动态人口统计,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组合、消长、迁徙,全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和质量低落问题,提出本标兼治的控制措施,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并为排泄农村剩余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提高人口质量等等。
健客:太超前了吧!对了,乔启明和乔家大院有关系吗?
云飞:这个我真不知道。据他的小女儿乔红说,父亲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农村社会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字映东,名字上像与乔家大院最后的掌门人乔映霞同辈。但是乔家大院在祁县,乔启明生长在临猗县,不在一个地方,家境也对不上,以后有机会慢慢了解吧。就爱国敬业而言,乔启明和汤飞凡一样,堪称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
健客:平均预期寿命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云飞:平均预期寿命通常指的是一个刚出生的0岁婴儿,平均还能存活多少年。客观上,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一定的死亡概率,如果死亡率高,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高,那么一定会拉低平均预期寿命。由此可见,那时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是拉低平均预期寿命的主要原因。
健客:死亡率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云飞:没有查到那时婴儿死亡原因的调查资料,但从总体死亡原因中可以略见一斑。有人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很少成为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关东州地区”1938年生命统计资料显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别是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如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产褥热、肺结核、腹泻等,传染病占死因的64%,慢性病占36%。在死因顺位中居于前列的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
健客:关东州是哪里啊?
云飞:是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南部的一个租借地,包括军事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旅顺港和大连港。
健客:唉,我只知香港、澳门,原来还有关东州啊!
云飞:嗯,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
健客:租借地的统计资料会不会有问题呢?
云飞: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南迁至昆明在云南省呈贡县开展的人口研究工作,根据呈贡县1940年至1944年6月死亡人口的登记资料编制了生命表。若不计因霍乱而死亡的人口,呈贡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36.0岁,其中男性为33.8岁,女性为38.0岁;若把霍乱死亡人口合计在内,出生预期寿命则为32.8岁,其中男性为31.9岁,女性为34.2岁。在前15种死亡原因中,至少有6项属于传染病,即霍乱、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痢疾、肺结核。
同时,欧洲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疾病成为了决定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在死因顺位中也居于前列,人类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战胜疾病,不得不提现代医学和抗生素。
医学史是一部人类和疾病斗争的历史,其中,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尤为突出。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甚至都不知道这种微小而简单的生物的存在。直到列文虎克从自制的显微镜里看到它们,巴斯德发现它们不仅和酒变质有关,而且和疾病息息相关,人类才知道细菌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而且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健康。而现代医学没有诞生之前,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口,足以导致一次致命的感染;一口不洁净的水井,足以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死神肆意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随意地收割生命。
1799年12月14日星期六,乔治·华盛顿在黎明前醒来,他告诉妻子玛莎,他快喘不上气了。尽管医生们已经对华盛顿进行了相应的治疗,但情况并没有好转。于是天亮以后,华盛顿的主治医师,“曾经为病人实施放血疗法”的乔治·罗林斯,切开了华盛顿手臂上的静脉,为他放了约12盎司的血。在接下来的10个小时内,另外两名医生,克雷克和迪克又为华盛顿放了4次血,共计放血量约100盎司,约为3000毫升。一般成人的血液总量为4000毫升-5000毫升。也就是说,放掉华盛顿体内至少60%的血仅仅是治疗方案之一。医生们还在这位美国前总统的脖子上涂了一层由蜡、牛油及干燥后的甲虫分泌物混合制成的膏状物。这种膏状物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可以让患者的皮肤起水疱。医生们认为,切开水疱,把里面的液体吸出来可以去除病人体内致病的毒素。医生们让华盛顿用一种糖浆、醋和黄油混合的液体漱口,在他的双腿和双脚上敷上麦麸制成的膏药,并给他灌肠。另外,为了安全起见,医生们还给华盛顿开了一剂泻药,氯化亚汞。不出所料,这些治疗方案都未能奏效。晚上10点,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死后请给我举办一个像样的葬礼,三天以后再下葬,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很好!”
健客:不懂啊,华盛顿是什么意思呢?
云飞:尽管身为国父的华盛顿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也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一样,不希望自己被活埋。从1780年开始,上百种配备了铃铛和其他信号装置的所谓的“安全棺材”已经获得了设计专利。
健客:看来当时的医学不太靠谱哈。
云飞:华盛顿享年67岁,以今天的眼光看算是英年早逝。回顾性诊断普遍被认可的结论是他可能死于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少数人支持另一种说法,认为华盛顿感染化脓性链球菌,扁桃体化脓肿胀,直至窒息而死。对于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公正而诚实的答案是他死于无效且危险的药物,更准确地说是死于“英雄疗法”。“英雄疗法”时代通常是指1780-1850年。在这段时间里,医学教育和实践是高度介入性的,甚至当时的介入治疗给病人造成的伤害至少和它的益处一样多。医学实践不断在介入疗法和保守疗法之间左右摇摆。对于医生们来说,最佳平衡点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而且似乎向来如此。
19世纪至20世纪初,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鼠疫肆虐,其病原体相继被发现。其它如产褥热、白喉、梅毒等普通传染病病原体也陆续被发现。但在抗生素发明前,西方医生们普遍秉持“治疗宿命论”,因为当时只有少数几种药有实际疗效,而这几种药几乎被用于治疗所有疾病。抗生素的问世,人类才逐渐在与微生物的斗争中略占上峰,使细菌性疾病得以成功的治疗,使人的寿命显著延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抗生素研究进入了系统化阶段,生产方法同步开启工业化,建立起大规模的制药工业。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从微生物中寻找新的抗生素的速度明显放慢,取而代之的是半合成抗生素的出现。
健客:什么是半合成抗生素。
云飞:半合成抗生素是在天然抗生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生物合成抗生素的化学稳定性、毒副作用、抗菌谱等问题,通过改造分子结构,增加其稳定性、降低毒副作用、扩大抗菌谱、减少耐药性、改善生物利用度,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
健客:有点像埃尔利希和多马克当年干的吗?
云飞:哈哈,有点。半合成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一半靠生物合成,一半靠人合成,埃尔利希和多马克当年不靠生物,全靠人。头孢类抗生素就是半合成抗生素中的典型产品。从1948年,弗洛里组织团队开始研究,经过6年,他们发现了三种天然头孢菌素化合物:头孢菌素P、N、C,然后以头孢菌素C为原料,改造其分子结构,到今天,按其发明时间先后和抗菌性能不同,可分为五代。
健客:我听说吃了头孢不能喝酒,喝了酒不能吃头孢。
云飞:嗯,“头孢就酒,说走就走”。
健客:又和死扯上了,为什么呢?
云飞:因为人体内有复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它们出现了问题,肉眼看不见,但是肉体受不了。这些是咱们下一章要讲的故事。
健客:好一个“肉眼看不见,肉体受不了”,我等着哈。对了,武汉大学确诊一例霍乱病例,这事上了热搜。霍乱可是我国法定报告的甲类传染病,可是这次好像没传说中的那么凶险嘛。
云飞:这是一个好问题。通报称,7月9日晚,武昌区疾控中心接医院报告,武汉大学出现一例感染性腹泻病例,以呕吐腹泻为主,伴低热,血清学凝集试验为O139阳性。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三级疾控中心复核,该病例的血清学凝集试验为O139阳性,诊断为霍乱,毒力基因阴性。
健客:什么O139阳性,毒力基因阴性。中国字都认识,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云飞:霍乱弧菌咱们之前讲过,它是弧菌属中一种引起烈性肠道传染病的致病菌。血清学凝集试验为O139阳性,表示查出了霍乱弧菌的血清型O139菌株,是霍乱诊断依据之一,就像奥密克戎阳性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依据之一。
健客:那不是非常危险吗?
云飞:霍乱流行光靠霍乱弧菌的血清型O139菌株还差点火候,还要拥有毒力基因。毒力基因阳性的血清型O139菌株会通过分泌霍乱肠毒素攻击患者的肠黏膜细胞,细胞就会不断分泌液体,胃肠道像“开闸放水”一样排出大量液体;如果感染者得不到及时补水,会导致机体严重脱水;更多排泄物排出也更容易污染环境和水源,可导致后续更多的感染。但是,不代表毒力基因阴性不会得病,不分泌霍乱肠毒素,还会分泌其它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比如内毒素,溶血素、血凝素等,只是传播力不够大,不易大流行罢了。
健客:想起来了,之间讲过奥密克戎的传播力。
云飞:总之,霍乱,别乱,快速响应,科学防控,就不会出现“千村薜荔人遗,万户萧疏鬼唱歌”。
健客:今天讲了很多生死,但是“未知生,焉知死”,用在这里好像有点不搭吧。
云飞:哦,你说说。
健客:“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有关死亡最广为人知的话,有人认为这句话充分显示孔子的积极现世人生观,有人则认为这流露出孔子回避死亡的态度。本文用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云飞:嗯,问的有水平。大家都知道,《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论语》的篇名有别于现在文章的标题,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若开篇三个字是一个词,则取前三个字。篇名与内容没有关系。《论语·先进》主要记录孔子教育言论和对其弟子的评论。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健客:等等,先进篇不是讲教育的吗,怎么讲起人鬼、生死了。
云飞:孔子不是板着脸教学,而是在互动交流中因材施教,提出自己的见解。
健客:对了,季路是谁啊?
云飞:季路很可能就是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因曾为季氏的家臣,被称作季路。季路这个人啊,刚正、勇敢、重孝、忠义。
健客:我怎么觉得孔子好像有点所答非所问啊?
云飞:嗯,你感觉的没有错,但要再想一想,孔子为什么要所答非所问,他想告诉季路什么。
健客:还是不太明白。
云飞:季路问如何对待鬼神、看待死亡。孔子并非不知道,在《论语》中就能找到答案,如“敬鬼神而远之”,“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孔子一听季路的问题就知道要坏事,刚则易折啊,回答的不好会助长季路好勇轻生的思想。于是告诉季路重点是如何做人,好好活着。性格决定命运,孔子想通过教育,推迟季路的“不得善终”。因此,从教育的角度而言,“未知生,焉知死”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抓重点”,“避歧途”,“知命改运”。方向和重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而不同。
健客:啊?没听说过,像你这么解释的。
云飞:哈哈,就当故事听吧。教育不是照本宣科那么简单的。随着科学发展,对抗生素的研究发生了变化;对细菌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关注到这种变化,才能找准方向,把握重点。
从细菌学到免疫学、病毒学、病原生物学等独立学科逐渐形成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科研人员争相做细菌猎人、病毒猎人,较少研究人体正常菌群。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知的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生素等各种医疗手段的广泛应用,使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与此同时,食物中的抗生素残余;泛耐药菌株的快速形成、流行;对健康人不致病的人体正常菌群成员,在危重病人群中却引起了严重的、难以控制的,甚至是致命的感染等一系列问题迎面而来。人类拉开了抗生时代的大幕,可是,“药物失去作用的速度与科学家发现新药的速度差不多”。中国传染病学家李兰娟在《中国近30年微生态学发展现状及未来》一文中说:“微生物繁殖快,进化也很快,其一天的变化相当于人类一千年的进化。”我们将何去何从呢?
下周开始将从生态角度,讲细菌的故事,也将进入《细菌传》的最后一章“生态与细菌”。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