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黑格尔
第一次有记录的鼠疫是查士丁尼瘟疫。6世纪中叶，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爆发大瘟疫，由于是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后人称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普罗柯比，在其名著《战记》中，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人类全被灭绝的瘟疫。人们完全不能以语言来表达或用头脑想象对这次灾难的任何解释,除非只有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我要谈到的是这个疾病起源的地方和它摧毁人类的情景。
时隔800年。14世纪中叶，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首先在欧洲集中爆发，造成2500万以上人口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约三分之一，因其恐怖性被冠以“黑死病”的名号。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当时的惨状：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米兰大主教无意间发现阻止疫情扩散的好办法——隔离。从此以后，“隔离”始终是人类对抗烈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又过了500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55年清朝咸丰年间的云南，直到20世纪中叶逐渐结束，波及所有有人居住的大洲，造成1000-1500万人口死亡。
1894年3月下旬，广州爆发疫情。由于香港毗邻广州，百姓交往频繁，港英政府遂于4月上旬派劳森医生前往广州考察。当劳森于5月8日返回香港时，香港已于5月5日出现病例。5月10日，《士蔑西报》以头条报道香港太平山的华人小区出现“疫症”，并以令人闻风色变的“黑死病”作标题。同日，该报再派记者前往太平山区、东华医院和雅丽氏利济医院作调查，指出5月5日至10日，东华医院收治55人，其中38人死亡，死亡率接近70%。当时港英政府只知疫情与拥挤的住屋和肮脏的卫生环境有关，最早在太平山区爆发，因此劳森建议强行隔离病人、对华人小区作全面消毒、强行入屋搜索病患者、移走屋内或街上的尸体、迅速在尸体洒上石灰埋葬等。与此同时，政府在西环招商局码头停泊医疗船“海之家”号，专门收治疫病患者，并在摩星岭和坚尼地城一带挖掘墓地，埋葬疫病死者。
健客：等等，医疗船吗？
云飞：是的。
健客：好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也出动了医疗船。
云飞：哈哈，你真能联想啊！
健客：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云飞：两次出动医疗船，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共同之处都是为了应对疫情；不太一样的地方：1894年，港英政府出动医疗船专门收治疫病患者，有点像现在的发热门诊，以隔离传染病患者为目的。2020年，美国政府出动医疗船，接管部分非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以缓解医疗系统应对新冠疫情的压力。
健客：啊哦？为了隔离，派医疗船专门收治疫病患者，这个做法比较好理解。说说美国出动医疗船具体啥情况？
云飞：据报道，2020年3月30日，在直升机和10余艘舰船的护卫下，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抵达纽约曼哈顿。2天前，“安慰号”从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港启程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送行仪式上表示，该船的主要任务是接管部分非新冠病毒感染病人，缓解纽约医疗系统应对新冠疫情的压力。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3月30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6万例，死亡病例3008例。其中，纽约州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分别为67325例和1228例。专家预测，纽约的疫情将在4月达到峰值，现有医疗资源将不堪重负。“安慰号”医疗船排水量为7万吨，配备1000张病床，12个设备齐全的手术室，8个重症监护病床和4个放射室，约1200名海军医疗和通讯人员以及70多名联邦公务人员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协调与指导下参与该船的运营。该船曾在911期间在纽约参与医疗救援。在疫情肆虐的危难时刻，“安慰号”的到来曾极大提振了纽约人抗击疫情的信心。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该船抵达时举行的迎接仪式上表示，“安慰号”医疗船为纽约人战胜疫情带来希望之光。但是一个月后，该船仅收治182名病患的纪录着实让人感到遗憾，当地媒体对其未能充分发挥潜力颇有微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解释说，医疗船主要用于接治在战争、灾难等环境下由外力造成身体伤害的患者，没有处理传染病的隔离空间。随着疫情加剧，纽约医院人满为患。迫于舆论压力，“安慰号”医疗船进行了内部调整，将1000张床位的容量减半，并于4月7日开始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同日，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证实，船上工作的一名船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已就地接受隔离治疗。4月中旬开始，纽约疫情略有缓解，各项数据进入较平稳状态。21日，纽约州州长科莫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后对媒体表示，“纽约已经不再需要医疗船了。虽然它的到来没有达到人们普遍的预期，但我相信拥有它是值得的，它不仅给予我们‘安慰’，也挽救了生命。”
健客：说了那么多，其实就4个字：效果不佳。
云飞：你真会总结啊！咱们言归正传。
1894年5月10日，港英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区，实行港口检疫，但病亡人数居高不下，大批市民逃离香港。此后，港英政府向世界各国求助，希望专家来援。日本内务省闻讯后，派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带队赶赴香港。
健客：有意思，北里又登场了。
云飞：嗯。1883年，他的老师科赫带队赴埃及调查霍乱，成功分离霍乱弧菌，并于1891年成为新成立的普鲁士传染病研究院院长。次年，北里回日本，创建传染病研究所，任所长，率先在日本开展对传染病和细菌学研究。
健客：当时北里已经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吧！
云飞：嗯。这还要从1867年10月说起。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有建议者，不拘贵贱，无须考虑，皆可献言，一扫历来矫情陋习。政治举措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方面，明治维新的重点实际上是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国家，特别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
健客：嗯嗯。以前，我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比较模糊，期待《细菌传》能让我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云飞：好，咱们接着说。
1894年6月5日，北里乘坐 “里约热内卢”号轮船从日本横滨出发前往香港，6月12日，抵港后入住皇后大道中的温莎酒店。其间北里受到劳森的热情款待。次日，北里马不停蹄地赶赴医院视察。香港虽然在英国统治下，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一个巨大的挑战立刻出现了。病理解剖对于确定瘟疫的成因至关重要，但对当时的国人而言，尸检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亵渎，如果公开进行，可能会引发骚乱。好在，港英政府很支持，在坚尼地城医院，这个专攻传染病的医院拐角处借给北里一间茅屋作为解剖室。茅屋就在埋葬瘟疫死者的墓地附近，要运到墓地的棺材，会被带进茅屋解剖。这家医院的病人大多是与欧洲有关系的中国人，但解剖还是要保密的。6月14日，在一个约8张榻榻米的小木屋中开始进行病理解剖。门和窗户都关着，从外面看不到，而且很热。其中，专攻病理学的青山种道用棺材的盖子作为解剖台进行了解剖。解剖所需的水被偷偷带进小屋，用过的水与焦油混合后丢弃，以掩饰血液的气味和颜色。青山等人解剖的内脏和组织等病理标本被立即交给北里。北里的任务是利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在短时间内发现病因。“在调查未知传染病的病因时，首先考虑哪个与已知病因最相似。然后，在病理解剖学上，看，它与炭疽最相似。”北里提出炭疽作为一种传染病，与鼠疫症状和病理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器官和组织的变化，尤其是脾脏和淋巴腺的肿胀，非常相似。诊断炭疽的最佳方法是寻找患者血液中是否存在炭疽杆菌。当时，在生物体血液中发现的病菌只有炭疽和螺旋体。“如果瘟疫病菌类似于炭疽，它很可能存在于患者的血液中。”北里首先找这次疫情与已知传染病的共同点。他立即在显微镜下检查了标本。然而，标本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中快速腐烂，无数微生物分布在内脏和血液中。北里在显微镜下查看了死者的血液，寻找细菌。当时，除了病菌之外，从未发现进入活人血液的细菌。如果鼠疫患者的血液中有不明细菌，那一定是鼠疫的病菌。“这就是，我终于找到的瘟疫。”北里尖叫起来。时间定格在1894年6月14日。那是鼠疫被揭开的一刻，它已经困扰了人类上千年，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6月15日，北里将他的重大发现通知伦敦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6月28日，日本鼠疫研究小组邀请香港政府官员和当地医疗官员到酒店举行答谢晚宴。但宴会结束后，却出事了。首先，青山主诉腋下剧烈疼痛。在腋窝发现淋巴结肿大，怀疑是腺鼠疫。此外，日本鼠疫研究小组的石上彻也出现了瘟疫症状。青山和石上都在发高烧，病情越来越严重。第二天，他们都被转移到医疗船上接受了全面治疗。然而，青山患了肺炎和心力衰竭，因此在7月3日准备了棺材。当石上被转移到医疗船上时，他在昏暗的意识中，下定了决心，花了4个小时，写下了遗书。写完之后，就陷入昏迷。
“日本鼠疫研究小组发生鼠疫”的消息立即传到日本。对此反应迅速的是福泽谕吉。他是第一个资助北里创建传染病研究所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扮演着北里守护者的角色。福泽得知日本鼠疫研究小组两人染病的消息后，立即返回东京打探消息。得知日本内政省等有关部门要传唤北里后，福泽马上给北里发电报，通风报信。据说那段日子，福泽会喃喃道：“不要杀北里，他是学习的重要人物。”就像关心自己孩子安全的父亲。
健客：这个福泽谕吉是谁啊，很有名吗？
云飞：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
1894年，发生了一件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大事，你知道吗？
健客：别考我了，你说吧。
云飞：中日甲午战争。
健客：嗯，时间算起来，在香港疫情爆发之后。
云飞：福泽谕吉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
虽然北里接到了“传唤”，但他并没有打算很快回到日本，而是立即研究鼠疫病菌的性质。北里发现鼠疫病菌没有孢子。有孢子的细菌很难杀死，但没有孢子的细菌比较容易消灭。他尝试了各种消毒方法，发现普通的消毒方法就很容易杀死病菌。消毒剂、加热、日光都能有效杀死鼠疫病菌，阻止鼠疫蔓延。在鼠疫患者的家中发现了大量死老鼠。当一只垂死的老鼠被捕获并收集和检查血液时，与鼠疫患者的情况一样，在血液中发现了鼠疫病菌。老鼠可能参与了传播。当北里把这件事报告香港政府后，香港瘟疫迅速得到控制，以灭鼠为中心，对房屋和土壤进行消毒。6月鼠疫达到高峰后，无论是患者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在迅速下降。幸运的是，青山和石上也康复了。7月20日，北里将发现的经过和结果，发表于《士蔑西报》，并于当天乘坐“维罗纳”号轮船离开香港，返回日本。
健客：北里是作为抗疫英雄凯旋的啊！
云飞：还不只于此。1899年，鼠疫入侵神户。预测到这种情况的北里已经采取了防御措施。他向内务省等有关部门说明了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1897年，日本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法》。正如北里所说，该法涵盖了所有必要的规定，例如水和污水维护、患者隔离、社区消毒以及船舶和火车检疫。
日本发生的鼠疫被认为是由货船携带老鼠和跳蚤带来的。已成为国立机构的传染病研究所与内务省卫生局合作，设置临时鼠疫预防事务局指导地方，共同防治鼠疫，志贺洁就是鼠疫预防事务局的骨干。日本实施了史上首次对社会大众普遍注射的疫苗接种防疫计划。1900年，鼠疫预防事务局使用国立血清药院自制的北里版鼠疫血清和疫苗对数万人进行接种。正式实施前，北里亲赴大阪解说，并对自己进行接种，使民众相信接种安全。内务省在鼠疫流行期间，促进普及细菌学知识，于 1901 年公布“鼠疫病菌处理规范”。根据该规范要求，日本各府县必须配置专门技术人员，因此吸引更多人前往传染病研究所进修，一时间，进修人数明显增加，加之隔离、消毒、灭鼠。日本鼠疫以2420人伤亡告终。北里等细菌学家回报国家，让日本成为“无瘟疫国家”。
隔离始终是人类对抗烈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为什么要隔离？隔离什么？隔离多久？如何隔离？从米兰大主教到北里，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两者认识具有了质的不同。“隔离”从没有层次的混乱状态前进到具有层次概念的清晰状态，成为科学概念。起点和终点虽然看似重合了，但是实现了质的飞跃。面对随机性，实事求是，不纠结于过去；面对确定性，理解规律，以历史为老师。在重大事件的压力下，笼统的法则毫无用处；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可能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这大概就是“对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的新知。一味食古不化，不能开辟美好的明天。只有承认人类的无知，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北里从尸检中找到的鼠疫病菌，经得起检验吗？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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