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漂远方,风雨里追赶。
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谁没在变)。
——黄家驹
1894年6月15日,耶尔森抵达香港,与北里入住同一酒店。两相比较,这位来自法国的瑞士裔医生的香港之行可谓难上加难。当时,他在法属印度支那行医,自荐前往香港进行研究,当地总督坚持要得到法国政府的许可,他向友人求助,经法国外交部沟通协调,几经波折才获得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研究员身份。6月11日,从当时的西贡,就是今天的越南胡志明市乘“香港”号出发。
健客:这个耶尔森好像之前提到过吧?
云飞:嗯。1887年,他和埃米尔发现白喉杆菌外毒素。
健客:他不在法国搞科研,怎么去了越南呢?
云飞:这个说来话长。1863年9月22日,耶尔森生于瑞士欧博讷,少年时先后于洛桑、德国马尔堡及法国巴黎学医。1886年,他加入巴斯德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所。解剖狂犬病病人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因祸得福,丧命风险,反倒让他结识了巴斯德研究院的埃米尔,埃米尔是巴斯德的主要助手,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院院长。当时,埃米尔正致力于研究更可靠的狂犬病疫苗,耶尔森和埃米尔非常投缘。1888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埃米尔的助手;同年,入籍法国。他还曾到柏林的科赫研究所做过2个月的短期研究。同时具备两大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并取得学术成果,不能不说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别人羡慕还来不及,但耶尔森放荡不羁爱自由,不堪忍受被束缚在实验室中。实际上,他更热衷于探险和周游世界,最终抛下巴斯德研究院的大好前途,成为法国远东邮船公司的船医,并在越南上岸,四处游历。
当耶尔森费尽周折抵达香港后却受到冷落。6月16日,耶尔森拜访了劳森,但劳森不太在意这个“不务正业”的细菌学家。北里是科赫的得意门生,而耶尔森实在很难被看做是巴斯德研究院的正式人员。劳森认为,北里已经找到黑死病致病菌,因此他对耶尔森没有兴趣,甚至不许他解剖病人尸体。对此,耶尔森非常沮丧,不过当他拜访北里小组的实验室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解剖明显异常肿胀的淋巴结,这可是诊断黑死病的关键症状之一。耶尔森感到也许机会依然存在,也许日本人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致病菌。
健客:这种“质疑”听着有点耳熟啊!
云飞:质疑在科学上很正常,当年巴斯德曾质疑科赫发现炭疽病病因不严谨,用极限稀释排除其它致病因素。
健客:从巴斯德和科赫死磕到耶尔森和北里竞争,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云飞:嗯,北里从黑死病和炭疽病皮肤症状相似,推测黑死病和炭疽病一样,在血液中能找到致病菌;耶尔森直接在发生异常变化的病灶中寻找致病菌。推测归推测,科赫提出了致病菌鉴定的重要准则,最后要以经得起检验的实验结果为依据。
没有什么能难倒闯荡江湖的耶尔森。没有实验室,他在太平山自己盖茅屋,通风又凉快;没有样本,他铤而走险,贿赂了看守太平间的英国士兵,并用吸管取得病人尸体淋巴结中的脓液。据说,整个研究过程“只靠一盏灯笼照明”,但他却发现了脓液中的细菌。这个发现让他有底气找法国领事出面,直接向港督要求解剖病人尸体的权力。6月22日,耶尔森终于取得正式公文,和日本小组平分尸体的解剖权。接下来,耶尔森驾轻就熟,再次从尸体淋巴结中抽取样本,并对样本里的细菌进行培养和分离;然后,他做了两组重要实验:一是把这种细菌注射到老鼠体内,再将发病的老鼠与正常老鼠关在一起,助手记下鼠疫传染的过程。二是让助手到街上找几只死老鼠,通过解剖,他发现老鼠与人感染的是同种细菌。做完这一切,耶尔森把实验过程写成详细的报告,他给黑死病下了科学的定义,“是一种接触传染和可接种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构成了主要的媒介”。
7月7日,北里从香港寄出首份正式报告;8月25日,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刊载。7月30日,耶尔森在巴黎的国家科学院宣读研究报告。起初,两人均不承认对方的发现,由此开启医学史上一段公案:到底谁先发现了黑死病致病菌?劳森首先将它命名为“北里杆菌”,由此奠定了欧美学界的基调。然而,1895年,青山证明北里发现的细菌存在污染,不是单一菌种。在1895年至1900年间,各国医学家的报告相继指出他们的检验结果与北里存有差异,与耶尔森却不谋而合。为了表示对巴斯德的敬意,耶尔森把黑死病致病菌,称为巴斯德鼠疫杆菌。不过,为了纪念耶尔森的功绩,1967年,医学界将其称为“耶尔森氏菌属鼠疫杆菌”。
为何北里会出错呢?首先,北里的确没有从病人的淋巴结中抽取样本,反而间接地从内脏抽取血液检验。须知道鼠疫杆菌难以在血液中繁殖,且血液内可能混杂其它细菌,比如可能会受肺炎链球菌污染。其次,北里是在37℃的医院室内培养细菌,耶尔森是在30℃的茅屋中进行研究。鼠疫杆菌在30℃最为活跃。当温度达到37℃时,也会滋生其它细菌污染样本。因此,设施简陋的耶尔森反而能够检验出真正的鼠疫杆菌。有人认为,与北里身边风风火火急于见证科学史伟大发现的劳森不无关系。也有人说,北里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如何发展快速检测手段,对病人来说,从手指抽血显然比从淋巴结采样简单轻松的多。
健客:真是太奇妙了!
云飞:有句老话叫“天助自助者”,老天爷会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发现致病菌只是第一步,耶尔森发现鼠疫杆菌可以无氧呼吸,因此,他用双层玻璃试管密封活菌,套在竹筒里寄回巴黎。他本人也很快回到法国,参与进一步研究。在巴斯德研究院,他和同事们尝试给马注入活菌取得抗鼠疫血清,以此开展治疗,6周后动物实验成功。
健客:我知道,血清疗法是贝林、北里和埃尔利希的发明创造。
云飞:嗯。给动物接种某种病菌,待其恢复后抽血,血样经离心机旋转后分层,下层为深红色、上层浅黄色透明的液体就是血清,其中因接种产生的抗体会认准这种病菌,对它发起攻击。这次治疗新冠患者也有使用血清疗法。
1895年,耶尔森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研究抗鼠疫血清,同年,在越南芽庄创建小型实验室生产抗鼠疫血清。1896年6月,耶尔森提取的抗鼠疫血清在广州首次投入临床使用,一个病危的男孩在24小时内注射3剂10毫升血清后痊愈。之后耶尔森来到对西医不很排斥的厦门,共收治23人,治愈21人。当年9月鼠疫蔓延至孟买,抗鼠疫血清的疗效却显著下降。
健客:怎么回事呢?
云飞:抗体恢恢疏而不漏,问题在于它太过精准,同一种细菌内不同菌株往往需要不同抗体。看个病要先查细菌的“祖宗三代”,再“临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培养血清,不大现实啊!
健客:为什么白喉可以呢?
云飞:血清疗法初始的成功在于选中白喉作切入点,白喉杆菌主要靠释放外毒素致病,不同分型的细菌制造相同的毒素,血清里的抗体认的是毒素而不是菌株,所以有比较普遍的疗效。即便这样,也有人过敏得上“血清病”,甚至有人因此身亡。因此,对什么药、什么保健品都不能产生“迷之相信”。
1905年,耶尔森在越南芽庄创建巴斯德研究院分院。在农业方面,他为法属印度支那引进巴西橡胶树和秘鲁金鸡纳树,发展经济,对抗疟疾。1934年,他被任命为巴斯德研究院荣誉院长,并成为董事会成员。1943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耶尔森在芽庄与世长辞。时至今日,他在越南仍广受尊敬,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和学校,他在庆和省的坟墓供人瞻仰,在芽庄的故居成为其纪念馆。
2008年,“从鼠疫到现疾:香港巴斯德医学研究展”成功举办,展出了耶尔森一生在亚洲对抗传染病的医学成就。2009年,香港医学博物馆耶尔森铜像揭幕。
抗疫重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回顾1894年港岛防疫举措。一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减轻防疫压力,竟要求将疑似鼠疫患者遣送回内地,并照会广州地方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不仅照办,还派兵沿途护送,“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另一方面,鉴于形势的严峻性,英国政府派殖民地部专员赶赴香港勘查疫症情况。1894年5月11日,港英政府组建香港洁净局,拟定《香港治疫章程》共12款,宣布香港为疫埠,要求疑似传染病患前往指定医院接受诊疗,凡有疫症患者的家庭必须进行消毒,遗体必须用生石灰覆盖然后深埋。此外,还要求对公用和家用的厕所,每日用生石灰清洗2遍,洁净局派员巡查。洁净局还编印了中英双语的告示及传单,引导市民饮用洁净的沸水,对深井水、河流、湖泊等水源地进行检测,告诫市民勿直饮生水,并强化对社区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为了全面掌握疫情传播趋势,港英政府组建调查团,前往广州、佛山、宝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实地勘查情况。当时,罹患鼠疫的华人往往找中医诊治。港英政府却认为中医乃“土著巫术”,决定采用西医诊治,并推行近代防疫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港英政府漠视华人人权,采取华洋分治的歧视政策。警察署巡捕随意闯入华人家中搜查,不少人借机勒索,甚至封锁道路,华人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港英政府罔顾华人意愿,对疑似患者采取强制隔离,将其移入外海的隔离船内,任其自生自灭,然后焚烧其衣物和屋宇,仅给予少量补偿。
在众多强制措施中,最受非议的是“入户搜查”和“隔离船”两项举措。所谓的“隔离船”就是将疑似患者,强制集中于外海船上,然后实行隔离。采取的诊疗措施,也只不过是给患者灌一杯白兰地做镇定剂,然后在其头、胸、脚等身体部位放置冰块,以便使高烧患者迅速降温,然后就让患者静静地等待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英国人及其他欧美籍人士,港英政府则护送到传染病医院进行隔离,并给予精心的治疗和悉心的护理,其诊疗设备和环境均明显优于华人。
港岛英文报刊颐指气使地责难华人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疫情蔓延的根源所在,外侨见华人唯恐避之不及。此外,船政署和洁净局的强制隔离措施以及对华人的种种歧视之举,引发了华人社会的强烈不满。为了维护在港华人的权益,华人社团开始团结起来,准备与港英政府周旋抗争。在这场抗争中,东华医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东华医院本是华商投资兴办的、以西医诊疗手段为主的华人医院,主要救治罹患恶疾的贫苦华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由东华医院董事会出资,并广泛邀请李玉衡、何斐然、陈锦波、高楚香等港岛缙绅共同组建慈善团体,对华人实施义诊,派发药物。1894年5月16日,东华医院绅董举行抗议集会,控诉当局防疫举措,要求即刻停止挨家挨户搜查,停止将华人患者强制缉送隔离船的行为,应将华人患者送至华人医院诊治。港英政府收悉请愿书后,非但没有更正错误政策,反而质询东华医院居心何在,并要求东华医院配合政府行事,“何遽反为禀请停止,此等要事,碍难允如所请!”
健客:香港总算重回祖国的怀抱了。
云飞: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咱们回应舆情有新进步。
前两天,江西上饶市信州区一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她被隔离期间,留在家中的宠物狗被防疫人员“撬门”进入后处置。她发布的房内监控视频显示,身穿防护服的人员用棍棒击打宠物狗头部,后来用塑料袋装着东西离开房间,宠物狗“不知生死”。上饶信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目前回应媒体表示,对上述情况尚不了解。《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第一时间发文回应,“老胡看到很多网友对此事表达不满,我认为这种不满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天然的同情。希望上饶信州区对此事加以及时调查,给涉事居民一个答复,也回应舆论的关切。”当社会治理面对疫情考验时,“老胡想说,各地做好防疫非常不容易,基层政府和防疫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确不是所有细节都能做到完美无缺的,公众对此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和理解,遇到问题就事说事,尽量不上纲上线。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地方防疫期间的过度表现有意见和情绪,也同样非常真实。各地防疫部门和党政领导应当对这些意见和情绪有非常清醒的评估,能做好的细节一定要努力去做到,既坚决做到堵住疫情,也同时关心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成本。”
健客:狗虽然不是人,但养久了就像家人了。
云飞:不妨再打开一点视野。1947年,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出版。灾难当中总会出现“英雄”,像里厄大夫,但在加缪笔下,《鼠疫》中最值得赞颂的,却是一位普通公务员。“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第七封印》上映,该片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马克斯·冯·西多、本特·埃切罗特主演。场景设定在黑死病爆发时期的瑞典,讲述一位中世纪骑士穿越受瘟疫折磨地区的旅程。生命的意义何在,死的本质又是什么。骑士决定和死神赌一盘棋,如果他输了就让死神带走自己。棋局断断续续地下着,骑士也继续着自己的旅程,途中所见所闻让他渐渐了解人世间的幸福。“拯救”不是来自上天的法力,而是源于相亲相爱,孕育生命。
2012年,法国作家德维尔的传记小说《瘟疫与霍乱》出版。似乎很难用一句话介绍耶尔森。他是医生、细菌学家、海员、探险家、商人、植物学家。他发现了白喉毒素,揭开了鼠疫之谜,是第一个经陆路连接曾经安南与高棉的旅行者……而他的名字似乎只隐现于医学界熟知的耶尔森氏菌属鼠疫杆菌之中。该书再现了这位“离经叛道”的巴斯德弟子的一生,也梳理了一个半世纪人类抗争“瘟疫”的记忆。
鼠疫是老鼠传给人的吗?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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