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张寒晖
图片来源：CCTV纪录片《战“疫” 鼠疫斗士伍连德》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偕同学生林家瑞抵达哈尔滨，随身行李中带了一架显微镜和一些细菌培养基。生长在英属殖民地，并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伍连德当然了解这个传播喜讯的日子。
健客：平安夜嘛。
云飞：天使将耶稣降生的消息告诉牧羊人。佳音总在黎明前，然而伍连德感触的是寒风刺骨的漫漫长夜和疫情不明的深深担忧。
12月25日大清早，伍连德主动上门拜访哈尔滨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于驷兴是传统文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熟读四书五经，但不懂外文，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更不了解医学细菌学。一番交流下来，伍连德感觉于驷兴的乐观自信实在有点无厘头，对付烈性传染病要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可是哈尔滨地方政府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地方官对爆发了什么传染病、多少人生病、怎么传播的、如何应对都语焉不详。
健客：我想起来了，之前讲过魏尓肖，“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或更高级的医学”。
云飞：看看眼下防治新冠就非常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科学家、医生、快递小哥、街道大妈、大厦保安、公车司机……都行动起来了。只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能力，才能落实有效的防疫措施。人类和瘟疫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类社会各种力量的较量。
健客：对对。
然而，于驷兴已经开始向伍连德发号施令：
1.正式拜访中东铁路当局的最高长官霍尔瓦特将军以及当地的外国领事。
2.巡视中国辖区以及其众多医院。会见傅家甸的地方长官和当地警官以便获得更多信息。
3.访问俄国医院，看望那里的俄国同事。
4.向本道台和北京中央政府提供建议。
于驷兴自己的定位是为防疫活动尽量提供充足的经费，促使严重的传染病尽快治愈。伍连德本来是作为医学专家来指导防疫的，可是首先要干的却是外交官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说“尽快治愈”，无异于痴人说梦。
拜别于驷兴，伍连德更加忧心忡忡，决定直奔疫情爆发地傅家甸。街道两旁有人交头接耳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死亡。迎接伍连德的是两名年轻医生，姚医师和孙医师，他们毕业于天津北洋医学堂。哈尔滨患该病死亡人数从日均几人，到几十人，他们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但传染病显然越来越失控了。姚医师向伍连德坦陈：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传染全家。他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疫病。接着，伍连德去见傅家甸地方官。伍连德在南洋致力于戒烟，一眼就看出傅家甸地方官是个大烟鬼，见面时间不长，已经哈欠连天，涕泪皆下。万幸的是警务长很尽职，亲临一线防疫，掌握瘟疫流行的确切信息。伍连德恳请警务长尽快找到合适的病人，以便仔细检查。
12月27日上午，合适的病人终于找到了。傅家甸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近日出现咳嗽、咳血等症状，于12月26日夜去世。伍连德收到消息后，火速赶到。警务长很给力，现场已经戒严。室内阴暗，女尸被平放在榻榻米上，从病征上看，很像鼠疫。伍连德吩咐警务长封锁周边区域，不准任何人靠近。
健客：伍连德要干什么？
云飞：解剖尸体。这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例，为追查传染病病因，进行的尸体解剖。
当时，有人劝伍连德“三思后行”。一是中国对现代医学处于蒙昧状态。解剖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面临伤风败俗压力。二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也不被允许，直到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才颁布《解剖条例》。三是如果是鼠疫，尸体内一定有大量活细菌，那么解剖感染风险极大。1894年，青山就因解剖尸体染上了鼠疫，差点命丧香港。可以想见，说冒着“身死名裂、遗臭万年”的风险也不为过。可是，伍连德平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追踪病菌总是有风险的，冒险精神则深刻在细菌猎人的基因里。在显微镜下，伍连德很快从器官切片中发现一种两头着色的卵圆形细菌，毫无疑问，正是鼠疫杆菌。家瑞、姚医师，你们来看看，”伍连德指着显微镜说。“的确是鼠疫杆菌。”两人看后，兴奋地说。林家瑞问：“大人，是不是马上向北京施大人禀报？”伍连德摇摇头说：“血液样品的培养结果还没出来，我们必须拿到活的细菌样品才能下最后结论。咱们没有37℃的恒温箱，只能放在室内，恐怕要两天以后培养基上才能出现鼠疫杆菌菌落。为了结论绝对准确，先不忙向北京汇报，这几天把实验做得更充分一点。”
接下来的两天内，伍连德和林家瑞在等待血液样品培养结果的同时，对病人的各个器官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充分证明了鼠疫杆菌的存在。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他到哈尔滨后建立了细菌实验室，知道解剖患者尸体风险太大，就剑走偏锋，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有所发现。伍连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程上门拜访。听说是北京来的钦差，日本医生一脸不屑。直到伍连德自我介绍毕业于剑桥大学，并在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进修医学细菌学，日本医生才放下了架子，自我介绍是北里的学生，受其派遣，来哈尔滨调查疫情。伍连德介绍了自己的发现，日本医生根本听不进去，强调鼠疫是由老鼠经跳蚤叮咬传给人的。但是，他已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杆菌。科学上的较量就此展开。
12月30日，细菌培养基出现了状如针头的半透明菌落。挑取其中一个菌落涂片观察，再度显示了鼠疫杆菌的特征。伍连德马上给施肇基发电报：经证实，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这是他到哈尔滨后的第六天。于驷兴等地方官员被邀请到临时实验室，平生第一次坐在显微镜前观察。也许让这些官员弄明白，从那两个圆筒里看见的就是这场瘟疫的真凶绝非易事，虽然距离鼠疫杆菌发现已过去了16年，距离列文虎克用自制显微镜观察“小动物”已过去了200多年。但是，这些地方官对这位钦差大人的学识有一种发自心底的钦佩。这种钦佩的直接结果是对伍连德言听计从。
事不宜迟，伍连德给施肇基发了一份长电报。
1.鼠疫已经在傅家甸流行。
2.鼠疫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到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该集中控制人到人的传播。
3.与沙俄政府合作，对沙俄管辖的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严格控制。
4.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加强巡逻予以监控。
5.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接触者。
6.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
7.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
8.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的铁路，一旦出现病例，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
9.和日本政府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南满铁路。
把伍连德提出的9条与于驷兴提出的4条做对比，高下立判。 12月31日，伍连德拜会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拜访俄、日、英、美、法领事馆均收效甚微，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感到弱国无外交的屈辱。
健客：后来呢？
云飞：后来，伍连德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肺鼠疫。简单说，鼠传人或鼠经跳蚤传人是腺鼠疫，人传人是肺鼠疫。傅家甸爆发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通过飞沫，可以在呼吸之间传染鼠疫。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世界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图片来源：CCTV纪录片《战“疫” 鼠疫斗士伍连德》
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中东铁路医院探访。28岁的哈夫金医生是该院负责人，他毕业于基辅大学，他的叔叔是著名的鼠疫专家。伍连德注意到，这里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哈夫金很热情地接待了伍连德，邀请他一起查房。“当时的情形真是一个困境！”伍连德后来回忆此事还感慨万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话，伍连德担心此举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职业勇敢的表现；可是难道就这样不加防护地鲁莽地进入病房？当时，哈夫金对“肺鼠疫”理论也不认同，并且告诉伍连德：他们已注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够安全，不需要其它的预防工具。伍连德晚年撰写自传时提及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健客：当时，伍连德是如何查房的呢？
云飞：据说，伍连德只从病人背部听肺音，并且手臂伸直，尽量伸长听诊器的胶管，离病人远一点。富有冒险精神并不等同于行事鲁莽。
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北京方面开始向全国征集志愿者医生和护士到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尼。梅尼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来华多年，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发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规模鼠疫，在梅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
伍连德与梅尼都在天津，虽职教的医学堂分属陆军部和海军部，但素有来往。对梅尼的到来，伍连德十分高兴，迫不及待地把哈尔滨的疫情、自己的“肺鼠疫”理论以及防疫的计划和盘托出。然而，梅尼粗暴地打断伍连德讲话，“你参加过几次对抗鼠疫，怎么敢妄下结论，一个在多地防疫的老手怎么也比新手的意见更可靠，中国政府必须接受我的建议。”梅尼非常激动地说。原来，梅尼途经奉天时，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给施肇基发了一封辞职电报，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尼。与此同时，梅尼也向北京方面，包括北京外交团要求接管东三省防疫指挥权。
健客：等等，“北京外交团”是什么机构？有什么权利？
云飞：一般而言，外交团是各国驻同一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馆长及其外交人员的总称。外交团制度不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而是按照国际惯例和传统形成的，不行使具有法律性质的职能。而本文的“北京外交团”是列强联合对华维护条约利益的组织，常被视为条约体系对华控制的象征。从辛丑条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影响力达于颠峰，尤其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担任领衔的1911-1920年间，常被称为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
健客：为什么会这样呢？
云飞：回答这个问题，又不免要讲述那段屈辱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国际地位急转直下。英、法、俄、德诸国竞相谋求在华商业利益与其他特权，美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向远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面临被蚕食瓜分、丧权辱国、利源外流的局面；避免被瓜分与谋求统一独立富强，就成了清朝当务之急。对列强而言，在华牟利的策略可粗分为两种。占有商业优势的英国，主要是保持既有的优势，并致力于扩大其贸易范围；其他列强则力图削弱英国的地位，增加自己在华的贸易份额，追逐贷款、路矿等其他特权。为此，各国纷纷抢占势力范围、港口和租界地，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英、美、德等商业强国，特别是英国，企图利用条约权利，维持所谓“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反对各国排他性独占，倡导保持中国领土完整，致力怂恿各国冲破中国国内各种束缚来增加贸易机会，但不反对各国在某一地区拥有优势，只要该地商业开放。另一种是俄、法等商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更加倾向于划分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内，本国享有优惠的商业政策以及筑路、开矿等权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集团自知仅靠本身力量是无法保卫领土完整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因此在外交上继续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客观上促成“北京外交团”演变为列强抱团攫取在华利益的组织。
电文发出后，伍连德回到傅家甸的实验室里，一边继续工作，一边整理材料，准备交接。那种备受压抑、有志难申的感觉让他非常消沉。积年累月，受够了洋人欺侮的伍连德一时间百感交集，仰天长叹：“我苦难的中国、中华民族！”
一天过去了，北京没有回音，又过了一夜，还是没有回音。哈尔滨的鼠疫预防工作陷入彻底停顿状态。伍连德和梅尼都闭门不出，外人不知所以，谣言四起。伍连德的辞职电文发出去 38 小时后，外务部终于回电了。
健客：什么？鼠疫爆发，一分一秒都是生命啊！为什么一份回电要等 38 小时？
云飞：其中艰难，岂可一言蔽之。即便今天看来，由梅尼替换伍连德也有合理性。
尽管伍连德是华人，可是他也可以算做英国殖民地侨民，和梅尼一样，是外籍人士在中国军方就职的。因此本来就不存在必须由大清国民做总指挥的前提。伍连德有资格出任，梅尼一样有资格出任，何况洋人在清廷中当官的比比皆是。从履历来说，梅尼出身军医，还有在唐山防疫的经验。而且梅尼比伍连德年长，应该更成熟，更稳重，更有经验。最重要的是，梅尼是白人。此时清廷正承受着北京外交团和俄日两国的巨大压力。北京外交团要求中国尽快控制鼠疫，以免造成世界范围的流行，而且不能让俄日继续蚕食东北。俄日则要求拥有防疫指挥权，作为全面吞食东三省的契机。清廷不敢不听北京外交团的，当然也不肯交出东北主权，可是又惹不起俄日。如果以法国人做主帅的话，一来外交使团很满意，二来俄日特别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不敢再做非分之想。相反，伍连德就没有这些优势，尽管他可以算做英国人，可是他的黄皮肤、黑眼睛在各国驻哈尔滨使节眼中甚至他所属的英国的领事眼里还是东亚病夫，全都对他不屑一顾，怎么能奢谈协调合作呢？在日本人那里，更是没有交流的可能。东北防疫不是儿戏，一旦失败，朝廷一定要追究责任，起码要找出替罪羊，去应付洋人。除了在前线的伍连德外，首当其冲的就是举荐伍连德的施肇基。如果用梅尼，无论成败都可以堵住洋人的嘴。而且，俄国、日本、法国的专家都认为是腺鼠疫，只有伍连德一人坚持是肺鼠疫，这牵扯到防疫的具体措施。如果是固执的伍连德判断失误，将连累施肇基掉脑袋。是施肇基从南洋发现默默无名的伍连德，破格推荐给现在隐居的袁世凯，使毫无资历的他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凭什么对伍连德这么优待？留洋回国的人多了去了，学历资历在伍连德之上的比比皆是。在旁人眼里，这是彻头彻尾的腐败。难道现在依旧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旧任人唯亲吗？其实，施肇基和伍连德只是萍水相逢，竟然敢以身家性命赌在他身上，难道就为了在北京前门火车站送别时的一句诺言？“担当”只有两个字，可是字字千钧。伍连德和梅尼矛盾不可调和，首先牵扯的是军队内部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其次是外务部和军方的关系，最后是清政府和洋人的关系。满朝冠盖，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有施肇基一人，要周旋于洋人、将军、大臣和满清王公之间，而且是在大清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就要沉没之前，在这个朝代的最后一个冬天。
外务部内，两份电报摆在施肇基面前，他端坐在那里已经几个时辰了，还是一动不动。书案上摆好了纸笔，值班的下人在外面等候，随时可以给哈尔滨回电。施肇基拿起笔，放下，再拿起笔，又放下，屋子里响起一声长长的叹息。仆人走进来，恭敬地说：“天色不早了，大人该回府休息了。”施肇基抬头看看自鸣钟，才发觉夜已深了。他想了想，说：“你回府告诉夫人，不必等我了，今天就不回去了。”仆人司空见惯，应了一声退下了。鼠疫开始后，施肇基已经在外务部不知熬了多少回夜了。夜深人静，施肇基起身，来到庭院中，一边漫步，一边心潮起伏。这件棘手的事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定，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调那个法国人去哈尔滨。施肇基对梅尼印象很好，知道他是洋人中比较正直的。这次接到调令，马上起身，是所有增援人员中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原以为有他做助手，伍连德如虎添翼，防疫工作能够很快展开。没想到一山不容二虎，为了谁掌领导权闹到这个地步。从伍连德的电报中看，还有学术之争，关系防疫大政方针，使得这件事更为复杂。施肇基遇到了东北防疫中的第一个大的难题。接到电报已经八九个时辰了，施肇基心乱如麻。权衡利弊，思前想后，觉得应该接受伍连德的辞呈。好几次，他忍不住打算动手起草电文了，可还是打住了。虽然对鼠疫防疫的科学道理他丝毫不懂，可是他心里有一种对伍连德的信任，他认定自己从南洋引进的专家是担此大任的不二人选。但是，不接受伍连德的辞呈，梅尼岂能善罢甘休？他要求取代伍连德的电报同时发给北京外交团，洋人又岂能善罢甘休？
谢天宝临阵退缩，伍连德慷慨出关，到了哈尔滨很快做出鼠疫的结论，使中外交口称赞。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样有献身精神的洋人，还事关防疫举措。对伍连德的信心，值得不值得自己搭上身家性命呢？东方微明时分，施肇基终于下定决心，支持伍连德。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就这样发报的话，肯定引起轩然大波，哈尔滨那边的防疫工作定受波及，他必须做好在北京各方面的工作。可是，从何开始啊？
一声轻响，仆人送来夫人交予的换洗衣服，施肇基猛然想起，听说最近重建的海军部副大臣谭学衡与伍连德有旧，不妨先从他那里着手。朝廷刚刚重新设立海军部，谭学衡被任命为副大臣，一时公务繁忙。这天刚刚睡下不久，便被下人叫醒。听说施肇基清早来访，觉得很奇怪，连忙梳洗穿衣，来到客厅。施肇基先表示歉意，随后开门见山地说：“听说谭大人和陆军军医学堂伍帮办是旧识？”谭学衡点头：“伍帮办乃已故林国祥将军之甥，与我在英国相识，以兄弟相称。林将军一直希望伍贤弟能回国报效，听说是施大人向袁大人推荐的。施大人慧眼识英雄，他能回国效力，此番又去东北主持防疫，全是施大人的功劳。”施肇基闻言大喜：“植之此次正是为伍帮办的事，请谭大人帮忙。”接着，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最后表示自己对伍连德有信心，拟解除梅尼的职务，但事情棘手，希望北洋医学堂所属的海军部能出面协调。谭学衡拍案而起：“施大人如此看重我伍兄弟，谭某岂有不从命之理。海军部可下发命令，命梅尼返校。”办妥了海军部的事儿，施肇基回到外务部，外务部大臣那桐正等得着急，一见到他，马上道：“施右丞，法国使馆刚刚送来照会，要求让梅尼代替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你看怎么办？”施肇基将事情原委再与那桐解释一遍，并通报刚刚和海军部达成一致，调回梅尼。那桐道：“既然如此，法国那边就由你解释吧。”说完，袖手而去。施肇基摇摇头，出了外务部，登车，吩咐去法国使馆。走到中途，突然有了主意：“改道，去英国使馆。”来到英国使馆，求见英国公使朱尔典。不巧朱尔典去天津了，要到晚上才回来。施肇基只好返回外务部，打听得朱尔典回来了再去拜访，来到英国使馆已经天黑了，门房传出口信，公使大人已经休息了，请施大人明天再来。施肇基只得再度返回，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施肇基再度来到英国使馆。使馆办公时间从十点开始，但是没等多久，朱尔典笑着出来了：“施先生三顾茅庐，不知有什么要紧事？”施肇基道：“十分抱歉，公使先生，屡次打扰了。只是我有一事不明，特来向公使先生请教。”朱尔典有些诧异：“施先生是博学之士，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助？”施肇基一笑，道：“是有关科学方面的。”“科学方面的？”朱尔典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请问公使先生，当今世界各国，以医学论，哪个国家最为先进？”“科学先进国家有英、法、美、德等国，我以为鄙国更为出色。”“那么贵国又以哪所大学最为出色？”朱尔典想了一想：“以我之见，应该是剑桥大学为优。”施肇基点点头，又问：“那么法兰西如何？”朱尔典哼了一声：“法兰西人浪漫有余，严谨不足，虽然也有巴斯德等科学大师，但其医学重观察而不讲试验，近50年已经落伍了，其整体水平比我大英帝国差得很远。施先生难道有亲友要出国学医吗？”施肇基摇摇头说：“是这样，朝廷派往哈尔滨防治鼠疫的两名专家，因为对鼠疫流行的科学理论有分歧，闹到外务部，我因事情过于高深，这才特意向公使先生请教。”朱尔典问：“是什么人争论？如何争论？”施肇基道：“是就职陆军军医学堂的贵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和就职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梅尼，前者认为哈尔滨的鼠疫是通过呼吸传播，后者以为是通过老鼠传播，两人各持己见，我也不知谁对谁错。现在法国使馆递交了照会，要求用梅尼取代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岂有此理。”朱尔典火冒三丈，“法兰西的军医不过上三四年大学，而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除了上学，还要到医院实习，去各地进修，往往要九年时间，其水平岂是军医所能比的？更何况据我所知，伍博士是当年剑桥医学毕业生第一名，也是同届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他的同学很多已经是大英帝国各地的医学支柱。难道这些在医学方面成就颇多的人还不如一名军医？法国人也太自不量力了。”施肇基道：“以公使先生所见，朝廷应该支持伍博士的见解？”朱尔典道：“当然了，贵国政府选派大英帝国培养的伍博士任钦差大臣的举措十分正确，伍博士到哈尔滨后，很快确定了病因，说明他是主持防疫的最佳人选。此事绝对不能为法国人所更改，我是北京外交团团长，法国的照会不必担心，此事由我去交涉。还有，我马上以大英帝国的名义，不，以北京外交团的名义照会贵国政府，支持伍博士继续主持满洲防疫。”出了英国使馆，施肇基驱车飞奔，赶回外务部，拿出早已写好的电报，有些颤抖地签了名，吩咐：“快，快，给哈尔滨回电。”
实验室的门被使劲地推开来，正在工作的伍连德被吓了一跳，发现是林家瑞激动地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伍大人，北京回电了!”伍连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从显微镜边站了起来，神情萧索地从林家瑞手里接过电报，扫了一眼，脸色一变。摘下眼镜，往镜片上哈了一口气，擦去上面的雾气，戴上，又读了好几遍。电文写道：免去梅尼参与鼠疫防疫的任务，伍连德继续主持东北鼠疫防疫。放下电报，精神一振的伍连德走出实验室，重新主持工作。
几天后，伍连德意外得知梅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尼前往中东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与小哈夫金一起查房。3天后，在俄国大饭店，梅尼头痛、发烧、彻夜不眠。小哈夫金将他安排到条件更好的俄国人病房，在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伍连德赶到中东铁路医院，见到小哈夫金就问：“梅尼医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尽力而为吧。”小哈夫金摇摇头说。伍连德叹了口气，说：“我进病房看看。”来到鼠疫病房门口，小哈夫金赶紧拿出口罩，严严实实地罩住口鼻。伍连德走到梅尼病床前，想说什么，可是不知怎么开口。梅尼正在咳嗽，看见伍连德，努力止住咳嗽，吃力地说：“伍博士，你是对的。”伍连德看着梅尼，这位前几天和自己争吵的老朋友，心中很伤感，安慰道：“不要担心，你会痊愈的。”梅尼摇摇头，咳嗽几声又说：“这里很不安全，外面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干，快走，快走吧。”最后，目送伍连德走到门口，梅尼提高声音说：“伍博士，愿万能的主保佑你！”小哈夫金为梅尼注入了2支血清，但毫无效果。1月11日，梅尼去世，距离他去中东铁路医院查房仅仅6天。
梅尼之死，震惊了哈尔滨。俄国人封闭了他住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而对伍连德来说，梅尼之死使他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本医生也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小哈夫金也不再质疑他的“肺鼠疫”理论了。很多人从此戴上了“伍氏口罩”。特殊时期的伍连德，正如他后来所形容那样，“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也是医生增援最多的时候。有了同行们的帮助，伍连德的工作进展顺利了许多。一场与死神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界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名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为了成功地执行分区防疫计划，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城外俄国一家空旷的面粉厂里，任务是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严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后来，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有人总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新年后，粮台一带(今道外八区体育场)铁路线上停靠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有些贫民在此一日三餐，还有火炉取暖，温饱无忧，竟然乐不思归。当年的报纸曾以《贫民之爱坐火车》为题报道：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伍连德最终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他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
一切都布置妥当，但凶险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败，还在显示它最后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传来183人的死亡报道。作为与鼠疫作战的总指挥，伍连德知道“对手”的凶险，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掉以轻心之处。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北部的一个坟场。眼前的一幕，又让他惊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入棺木运到坟场。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不要说深挖洞，就是想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尸体也都被随意弃之于坟场地面上，已经至少6周有余。伍连德注意到，这些尸体各种姿势都有，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坐姿，这大概是因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来，而他们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做了最后取暖的努力。伍连德担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伍连德凭借直觉，感觉鼠疫杆菌在地面下也可以存活，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时间去做实验证明这一点。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病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可是伍连德也知道，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不过，伍连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这一点也进展得异常顺利——他让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看那可怖的场景，他们便一致同意。于是，当伍连德给清廷上书，请求颁布准许火葬的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陈情，希望批准火葬。外有伍连德，内有施肇基，防疫无难事。1月30日，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起来。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够装500具尸体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具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伍连德后来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对于伍连德如何以专业精神以及敬业之心，指挥这场鼠疫，《远东报》的一则评论也许能最充分地体现：“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当时，俄国防疫部门的相关人士也在旁观看了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1月31日给当时的哈尔滨市民留下了最特别的记忆。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他们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深知，从科学的角度，爆竹里的硫磺有消毒的功效，从文化的角度，“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伍连德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气驱逐干净。说来多少有些神奇，从大年初一这一天起，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人下降为165人，“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3月1日午夜，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由于在狙击东北鼠疫上一战成名，自然成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众望所归的大会主席，北里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
伍连德（图片来源：新华社视频截图）
伍连德，字星联，他的传奇故事远不止于此。他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这篇有点长，实在是不一气呵成，不畅快。“猎人与魔弹”写完了，但人类与病菌的较量远未结束。下周将开启新的一章“战争与细菌”，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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