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
刚过农历腊月二十三，习惯称为小年，过了小年就是年，在这里，健客和云飞给您拜年：祝天下太平，人间和美，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健客：小年到底是哪天啊？好像各有各的说法，我都糊涂了。
云飞：其实，小年到底是哪天，各地有不同的概念和日期，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江浙沪把腊月二十四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俗语：“官三民四船五”，说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都是小年。种种传说，如今很多已不可考，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高高兴兴过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健客：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云飞：你听，那纯真的童谣，“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优秀文化成为民族基因，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健客：今天的题目是“屎”，与过年的气氛好像格格不入吧。
云飞：哈哈，春节又称过年，在历史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除污去秽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咱们就从中华文化和民俗的视角出发。
1950年9月下旬，朝鲜半岛的战火向北燃烧。唇亡齿寒的危急使新中国面临是否出兵参战的重大抉择。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要派兵跨出国门与美国乃至“联合国军”打仗，下这个决心，很难！长期跟随毛泽东担任秘书工作的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参加群众庆典，并检阅部队。虽然北京城内是一片节日气氛，但东邻朝鲜的紧急消息却不断传来。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当天“金日成首相发来一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迅速说：‘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入夜后，天安门广场上国庆焰火尚未熄灭，中共中央便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厅里召开会议。那段时间被称为艰难决策的“18个日日夜夜”。时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记述：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尽管如此，作为主席仍要出席一些必要的活动。10月3日晚，为欢庆国庆一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歌舞晚会。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节目。毛泽东参加了晚会，虽因不断开会并苦苦考虑出兵的决策而连天未眠，但依旧谈笑风生。当各族代表向首长献旗、献礼致敬时，毛泽东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毛泽东与柳亚子相识几十年，诗词唱和，友谊深厚。柳亚子十分激动，即席填成一首《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词曰：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泽东当场步其韵奉和，写出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写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后，柳亚子回到家中兴奋异常，又填词一首送到中南海。不过，此刻毛泽东正在全神贯注于朝鲜战场，无法再回复柳亚子。有中央领导人后来回忆：在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会使大家意见统一了，才刮了胡子。如此反复思考，殚精竭虑到一星期不刮胡子，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都是少见的。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难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一再退缩，毛泽东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最后，他还是确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历史证明：中国出兵朝鲜，在政治上提高了国际地位，在经济上保障了国内建设，在军事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1月间，志愿军出国后首战告捷，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向南败逃。初战胜利使毛泽东能够松弛一下紧绷的神经，处理一些其他事务，并看了柳亚子写的词。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严峻，毛泽东却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一首和词。词的最后写道：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这里讲的妙香山在朝鲜清川江边，是第二次战役的前线。
健客：记得上篇讲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发动了细菌战，怎么没下文了？
云飞：别急嘛，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根据现有中国档案记载，最早发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是位于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国飞机多批在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面积约200米长、100米宽。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该军卫生科技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详细询问情况，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除要求采取紧急消毒预防措施外，并要求第42军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送昆虫标本，请专家鉴别。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同样非常重视。除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开展防疫工作外，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12日前往朝鲜，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防疫工作。此后数日，志愿军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驻地已发现类似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出现在美国飞机经过的地区，在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防疫专家经过化验后，认为这些昆虫所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总部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标本上报外，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同日，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声沉闷，异味弥漫，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部过程。这就证实了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所投掷。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于2月18日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杀，以免蔓延。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正在朝鲜北方投放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2月18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美军在朝鲜投放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所得出的初步结论，称：美军投放的昆虫标本已经从朝鲜送回北京做进一步检验，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并需要苏联予以人力、物力援助。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2月19日12时，应周恩来的要求，总参作战部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认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经过长期准备，并得到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和若松有次郎等人的帮助。
健客：我都知道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是七三一部队的头头，这个若松有次郎是谁啊？
云飞：他是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的头头。一〇〇部队与七三一部队是一对孪生的恶魔。它们名义上都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实际上直接由日本大本营日军参谋本部指挥。2018年5月7日，来自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正式被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这份录音档案时长超过22个小时，通过战犯供述，揭露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的细菌战罪行。
还是2月19日，总参作战部接到志愿军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发现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虽无法确定是否为美军所投放细菌引起，但已有两人死亡。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已经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了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仍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何种病菌尚需进一步研究，但根据来自各部队的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已经作出的检验结论，中央和军委在综合各部门报告与结论的基础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防疫工作非同寻常。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作战，而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中央和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断然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2月19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罪行；四是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提出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方面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起，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宽甸、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央和军委判断，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3月5日，毛泽东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深入进行，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以下事件均记录在册。1952年初，美机多次在中国东北的辽东省和辽西省各地投下带有炭疽杆菌的标本虫、苍蝇和羽毛，3月下旬至4月中旬造成呼吸道炭疽和出血性炭疽脑膜炎的流行。在四平、沈阳、鞍山、安东等地造成居民急病死亡。1952年2月18日，美机在安州投撒跳蚤，导致“那个村子的六百人口当中，有50人染病，其中36人死亡”。1952年4月4日夜，美机在黑龙江省甘南县投下 717 只染有鼠疫的田鼠，幸中国政府防治及时，未酿成疾病。1952年5月16日夜，美机在朝鲜大同投下染有霍乱的蛤蜊，次日村民李英子、赵万福拾吃后双双于18日死亡。
以下事实均有迹可循。1950年前后，美军直接将石井四郎等纳入代号“J2C406”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该部队驻地占地约20万平方米，内设细菌学部、化学部、昆虫部、医疗动物部、病毒部、血液学部、放射能部等。该部队“雇佣了百余名日本职员，并且与日本不同的医药团体和医科大学有紧密的联系”，与德特里克堡基地保持情报交换、人员互访、研究成果共享等。1950年2月，该部队雇佣原七三一和一〇〇部队成员在日本琦玉县专门成立“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豚鼠饲养合作社”等组织。据记载，“最兴旺的时期平均每个月有老鼠15万只、豚鼠2-3万只、腮鼠4-5千只，通过‘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送到J2C406部队”。
著名英国记者、二战“特战史”研究专家威廉斯和华莱士在其《罪恶魔窟：731细菌部队最新揭秘》一书中，引用了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位英军中士的回忆，记述了美军在撤退途经的朝鲜村庄，撒播带菌物体的情景，“我们竟然遇到了美国的军警队。除10余辆军用吉普外还有3辆奇怪的车，外形很像救护车，但又没有任何标志，更没有红十字。平生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样子的车……就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七天，上级派人到我的部队中给所有穿过村庄的人注射了莫名其妙的疫苗。”该英军中士所说“联合国军”溃逃的情景，正是第二次战役后期西线所发生的。当西线“联合国军”向三八线方向溃退时，英军一直作后卫，确曾一度南撤后又奉命北返去营救土耳其旅。这位英军中士的回忆与当时战况是符合的，而且不久这一带发生了恶性传染病。
1951年4月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披露，在3月，侵朝美军总司令部卫生处处长赛姆斯准将，曾率领伪装成货船的第1091号细菌登陆艇，到朝鲜东海岸元山地区活动，“绑架中国赤色分子”以便用来作淋巴腺鼠疫试验。美联社记者1951年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报道，这只登陆艇从元山港转到了巨济岛,“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使战俘营“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80%染有某种疾病”。稍后，在英国的《热带医学及卫生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作战部队中的痢疾》，也透露了大致相同的信息。
1951年12月5日，中东社缅甸仰光的一则报道称，两个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将军确认，李奇微已经将前日本军人石井、北野和若松派往朝鲜，同时还有一艘货轮，装载了“所有必要设备”，包括霍乱菌、血液专用毒气及鼠疫杆菌等。显然，美军派石井四郎等到朝鲜半岛去活动，隐藏着极大的阴谋，但要揭开其黑幕也是困难的。美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将美国政府不允许解密、以至毁灭、篡改罪证的作法，称为“花言巧语的否认”方针，“如果美国可以否认某件事而又不致被明显地证实对这件事说假话，那么，美国就可以这样做”。1952年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5月22日，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在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美国铁嘴钢牙抵死不认。
也许有朝一日，朝鲜战争细菌战相关档案解密，真相将大白天下，例如《萨姆斯报告》。美国《柯里尔》双周刊发表文章，把萨姆斯描绘成一名勇敢的军医，指挥了一次大胆的突击行动；美国军方授予萨姆斯铜十字英勇勋章，赞扬他获得了“影响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直接军事行动的如此重要的决定性情报”。然而，1952年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鲍威尔在英文杂志《中国每月评论》上报道了这个事件，致使他和妻子在1953年返回美国后，立即被美国政府作为“共产党匪谍”控告，称其发布不实消息，犯“煽动叛乱”罪。审判中需要萨姆斯本人出庭作证，联邦调查局找到了那份《萨姆斯报告》，但是因为包含“有关谍报的材料”等秘密，军方不允许出庭作证。司法部了解到那些资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解密，只好撤销对鲍威尔的起诉。但鲍威尔余生再没有从事记者工作，鲍威尔之子表示其父被列入黑名单。上了美国黑名单的，还有李约瑟博士，当年他率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指控为实的报告。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一语成谶，“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我对这段历史全都了解，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细节我全都清楚。现在我还活着，有人不敢瞎说乱说；等我死了，有人就会胡说八道，胡编滥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历史，这是决不允许的！” 后来，果然出现了一些难辨真假的声音，对朝鲜战争细菌战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健客：看着就来气啊！
云飞：敌我斗争嘛，很多时候做不到黑白分明、非黑即白。面对胡搅蛮缠，更需智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给子孙后代留下很多好东西。
健客：你快说说。
云飞：东北有句歇后语：胯巴裆抹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以猜谜的形式和幽默的短句，在嬉笑怒骂中，表达自己的态度。
健客：这个好，解气！
云飞：与日本细菌部队战犯逃避法律惩罚不同，西方一直在追捕脱逃纳粹战犯。
健客：听说过美、德、以三国情报部门联合行动追捕一名外号“屠夫”的医生。
云飞：你说的是约瑟夫·门格勒，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奧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推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的《纳粹医生》，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该书第17章“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该书没有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而是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理解邪恶”。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是如何营造的？当一个人“脱下”个体的自我，“穿上”他人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健客：听说还有一个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云飞：这是一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该组织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成立的，通过社区参与、教育拓展和社会行动，培养忍耐与谅解。该中心正视当代的重要问题，例如种族歧视、反犹太主义、恐怖主义及种族灭绝。
健客：80年多前，纳粹德国开始犹太人大屠杀，75年前，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的纽伦堡审判结束。当年最年轻的纳粹逃犯苟活至今已行将就木，但民间自发追捕纳粹余孽的行动仍有人在继续。为什么呢？
云飞：埃弗莱姆·祖罗夫被媒体称为“最后的纳粹猎人”，他认为，纳粹逃犯即使侥幸活到百岁依然是纳粹逃犯，仍需伏法。把余生的精力和时间用来追捕纳粹逃犯有很多理由，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人并不后悔，对当年犯下的罪行没有悔意。
健客：明白了，秘密进行肮脏交易，包庇石井四郎等战犯，并利用他们，大肆研究细菌武器，难道不是“胯巴裆抹黄泥”吗？我仿佛闻到从遥远过去忽忽悠悠飘过来屎臭、屎臭的味道。
云飞：嗯，除秽臭，迎虎年！
战火中，两位杰出加拿大医生牺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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